我与王浩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9日《南方周末》)

1986年8月,本文作者范光棣(图左)和王浩(图右)合影。

王浩(1921—1995)是上世纪在西方最有名的华人哲学家,我小他十六岁,但我们有一段友谊我从来没报告过。

初识王浩

他的老师蒯因(Quine)在自传里有这么一段话:“王浩重返哈佛,和我们共事。他活得并不快乐,尽管一直都成功和幸运。我在1945年第一次和他通信时,他在中国生活得不愉快,想到美国来。在哈佛他是一位出色的研究生,但由于觉得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不开心。他认为只要有学术著作和拿到博士学位,一切便会不同;两者他都做到了,而且还成为哈佛学会(Society of Fellows)的初级会员。然而,他因为独身而仍然不快乐,所以便跟漂亮而能干的年青地质学家阚纫琼结婚。婚后他又不快乐了,两人便分居。当初级研究员的第三年,他去苏黎世与伯奈斯(Paul Bernays)一起做研究,并在那里写信告诉我,他得到快乐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哈佛获得教席。我们聘任了他,而且不要求他教任何他不想教的东西,可是,他仍然不快乐。他安排了一年休假,去了巴勒斯公司(Burroughs)工作,想看看自己是否会喜欢计算机行业。最后他接受了牛津的高级讲师教席,那是1964年的春天,当时我们正短暂地合作找出产生无限序数的利落方法。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公开对西方表示不满和坚定支持红色中国。”

1964年我刚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要离开夏威夷大学前,学校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我注意到海报中有王浩的名字,演讲的题目是“毛泽东的辩证法”,这在美国当时特别反共的情况下,是很大胆的动作,也只有他这样在学术界地位那么高的人才敢做,我那时也是毛泽东支持者,当然去听了,事后还跟他聊了一下。

在维特根斯坦研讨会上

第二次见到王浩,是二十多年后了。在德国一机场转机去奥地利参加研讨会的路上,我看到他坐在机场一角落地上看书,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说:“你是范光棣吧?好久不见了。”我说:“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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