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9·11”阴云下的普通人

她无法遗忘过去的痛苦,“人们对你说的关于悲伤的最大谎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更好,你会痊愈。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只是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处理痛苦和悲伤。”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消防员正在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图/视觉中国

美国作家洛丽·摩尔在小说《门在楼梯口》中建构了这样一个女孩的生活:二十岁,来自美国中西部农民家庭,弟弟没考上大学去参军,被遣往阿富汗战场;她去纽约州特洛伊小城读大学,并兼职替一对白人夫妇照看他们领养的“黑白混血”女婴;结交了一个男朋友,他自称巴西人,却不会说葡萄牙语。

故事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那个9月讲起,在随后一年里,女孩收到了弟弟的死亡通知,死于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大学生们游行抗议小布什增兵,标语上写着“战争不是答案”;她的男朋友真实身份是疑似恐怖分子的中东裔,因为自己的立场离开了美国;她和女婴一起经历周遭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最后白人夫妇被查出隐瞒案底,失去领养资格,女婴被送去了下一个寄养家庭。

作者通过这个视角写出了“9·11”对于普通人生活的部分影响:战争,有色人种歧视,对潜藏的恐怖分子的恐慌。

“9·11”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遭遇的最大创伤。尽管没有小说中那样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和关系网,“9·11”的确给几代人的生活普遍造成了影响,有的来自于事件当天的强烈刺激,有的来自据此而引发的每一个后续事件,有的来自观念上的震动。

例如,它影响了民众对于美国的认知——包括国家认同和国际局势,对于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权衡,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对于不同宗教、不同族裔共处的态度,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度,等等。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几位在美国生活的普通民众,他们没有在这一事件中承受直接的伤害,也不是战争和特定政策的亲历者。“9·11”发生时,他们的年岁不同,有六七岁的小孩、刚步入婚姻的年轻人,也有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住在美国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的地区,二十年后回望“9·11”,他们有自己的体会和感知。

一首题为《晚间盛开的玫瑰》的诗中描写了“9·11”后的图景:

一个星期

的黑云、雨,吐出

雾尘

街道

被恐惧拽住

泥泞压在

马路边沿

但实际上“9·11”发生在蔚蓝色的晴天里,Keiko记得那是一个清爽的秋日。他乘坐地铁到达双子塔下的世界贸易中心地铁站,沿通往双子塔的地下通道走,准备前往他位于南塔的办公室。当时他43岁,是一家日本银行的总务部副总裁。

走到半路,他发现地下通道进水了,人群中有人大喊“立即出去”。到了地面,他看见南塔着火了,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盯着火焰看了一会儿。北塔随即爆炸,他赶紧跑开,途中因摔倒扭伤了脚——不是被障碍物绊倒,而是由于魂不守舍。

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后,公司的一切都没有了,员工大部分都安全,只有一名年轻的外籍人士死亡,还有一位同事在坍塌前侥幸逃了出来,却吸入了石棉,Keiko不知道这位同事后来有没有罹患相关疾病。20世纪,石棉凭借高度耐火性、电绝缘性和绝热性,被广泛使用于建筑中,然而石棉极易在空气中飘散出纤维物体。双子塔倒塌后,建筑材料释放出的有毒粉尘令大量救援人员、清理人员和附近居民染上“世贸咳嗽”。纽约州卫生部的相关研究显示,这些人员患癌症的几率远高于常人。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被劫持飞机撞击后爆炸,浓烟从大楼里倾泻而出图/视觉中国

美国国会成立的“9·11”受害者赔偿基金(VCF)除了向遇难者提供赔偿外,也面向患有“9·11”相关疾病的个人。该基金的赔偿申请提交截止日期经过特朗普签署的法案,已延长至2090年。截止到2020年,VCF已收到超过5.5万份人身伤害赔偿申请。

Keiko首先要面对的是员工的安抚工作。他在家为员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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