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八百里皖江滋养的文脉

长江文化带万里行之“大江东去,数风流人物”系列之三

天合群峰胜,山崖百折奇。

肯教流水去,不遣世人知。

正是这亘古长存的山河,惠及万物生灵,哺育出引领风骚数百年的桐城人物,上溯李公麟,下启方以智、方苞、姚鼐……也看见他们哭过、笑过、痛过、醉过的万千况味。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16日《南方周末》)

汉武帝枞阳射蛟

处暑虽过,酷热并没有遵从节气的指令消退。连绵的山野依然草木葳蕤,生气蓬勃。趁清晨,日头低矮,我一路踩着露水来到了枞阳,一座依偎在长江北岸的小城。街头,行人还是一副夏季的短打扮;老头老太三五围坐,边剥着豆秆上的新鲜豆荚,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顺着他们指示的手势,我穿过附近两栋门面房之间的短巷,前往一个叫“上码头”的地方。

短巷的尽头拦起一道水泥防洪墙,约有两人高,尚未完工。四周静谧,在墙根下,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耳畔不时传来墙外起伏的涛声。转过一处大拐弯,在右手边一摊黄泥泛滥的工地里,找到了一块横卧的巨石,上镌黑漆隶书大字:古枞阳上码头。没错,就是这里。然而,从前帆樯林立、舳舻蔽江的场景早已消逝殆尽,甚至码头上一块老旧的砖石都难以寻觅。拾级爬上防洪墙,眼皮底下立刻跃出一条波浪宽阔的大河。身旁的工人说,这是枞阳河,再远一点,隔着沙洲,那边才是长江。

长江进入安徽境内,蜿蜒约400公里,因安徽简称“皖”,八百里皖江由此得名。图为安徽大通古镇过江渡口。 (ICPhoto/图)

枞阳河,当地人称为“长河”,但实在算不上长,只有24千米。不过,在水运鼎盛的时代,这条由北向南再东折入江的河流,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串起了今天安徽中部山地丘陵间散落的湖泊。如果将时光倒推至两千余年前,这里还是江河同流、沼泽遍布的荒蛮郊野,出没着一种叫做“蛟”的两栖猛兽。

元封五年(前106年),帝国开疆拓土的伟业进入尾声。年过半百的汉武帝刘彻,依据《禹贡》《职方》等古籍,将天下分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监察州内地方官员以及豪强。是年冬天,一支浩荡的船队从江陵(今湖北荆州)顺流而下,“至于盛唐(今安徽安庆)”。在赐封天柱山(位于安庆潜山境内)为“南岳”的称号之后,汉武帝兴致不减,再度泛舟长江。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这段文字中的“寻阳”“彭蠡”,具体在哪,学界至今争论不休,唯枞阳没有任何疑义。《汉书》也记载了汉武帝南巡往事,较之《史记》大同小异,但多了汉武帝亲力亲为的两处细节:一处是“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另一处是“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歌》”。

惜乎,《盛唐枞阳歌》失传久矣,倒是射蛟遗事尚有痕迹可寻。上码头的另一端连着枞阳老镇,在逐日凋败的徽派建筑中,我注意到一条麻石铺砌的街巷,名:蛟台里。经遛狗长者的指点,我终于窥见了“躲”进社区工作站背后的达观山。达观山,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三四座连续隆起的大土丘。由于旧城改造在即,山路成了工程余渣占据的临时“主场”。颇费了些周折,我才找到一条“旁逸斜出”的小径。一番手脚并用之后,我爬上了西南边稍矮的山头。五六十年前,还在此间“排兵布阵”的巨石群已荡然无存,除了一畦叶色青绿的红薯田,就只有从四面围拢过来的灌木丛了。若非田头竖立的两块文物保护碑,刻有“射蛟台”的字样,恐怕不会有谁知道:这里,一代雄主汉武帝曾挽弓射杀蛟龙——后世所称的扬子鳄。

枞阳射蛟台 (庞勉/图)

也就在这一年,枞阳历史上首次设县,辖治现今的枞阳、桐城诸地。其后,唐宋元明清直至1949年初,这块县域在绝大多数时光里,被称作桐城。

龙眠山居图

临近中午时分,我站在景区仿古牌坊式门楼投下的阴影里。迎面而来的,是一道自西北向东南逶迤的山岭。或许因为前一日滂沱大雨的洗刷,此刻,白云轻抚的峰峦显得格外青翠、飘逸,令人顿生出尘之思。这便是横亘江淮平原的大别山余脉、“擅江北名山之秀”的龙眠山。

约摸半个钟后,错过班车的我被一辆摩托车驮往李家畈。公路随山势而建,迂回盘旋之间,前方海拔1057米的主峰大徽尖忽隐忽现。许多风力发电机伫立其巅,叶轮偶尔打上几个懒洋洋的转。从那里发源的龙眠河,始终喧哗地奔流于公路两侧,时左时右。驶过双溪桥,李家畈不远了。

与龙眠河谷地里的许多村落一样,李家畈小小的,十来户人家,依山傍水,看上去普普通通,并无出奇之处。不过,村口“元宝塘”畔的标识牌告诉我:九百多年前,此地不仅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还筑有一座占地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龙眠山庄,荟萃名木奇葩,游鱼睡莲。而山庄的主人,就是被誉为“第一大手笔”“百代宗师”的北宋大画家李公麟。其留传至今的作品《五马图》,堪称“宋画第一”。

远处的村庄是龙眠山庄遗址所在地。 (庞勉/图)

李公麟,字伯时,自号龙眠居士。《宋史》说他“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宣和画谱》则称“其文章则有建安风格,书体则如晋宋间人,画则追顾陆(指东晋画家顾恺之和南朝画家陆探微),至于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

熙宁三年(1070年),虚龄22岁的李公麟考中进士,先在州县做县尉、录事参军之类的小官,后得到重臣陆佃(即陆游的祖父)的举荐,赴往汴京(今河南开封)就任中书门下后省册定官、御史检法、朝奉郎等闲职。其时,庙堂之上党争激烈。而李公麟“宦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门,得休沐,遇佳时,则载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访名园荫林,坐石临水,翛然终日”。用今天的话讲,李公麟在职场上表现得相当“佛系”。但私底下,他又与王安石、苏轼、米芾、黄庭坚等新党旧党人物交谊甚厚。王安石失势罢相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门庭冷落。李公麟执子侄礼(李公麟的三弟李公权娶了王安石的侄女),与其“相从于钟山”,临别之际,王安石赠诗四首,传为佳话。

苏轼整整大李公麟一轮,何时相识,无从考证,但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苏轼为李公麟的画作题诗赞文多达15篇(首)。难怪,互为好友的黄庭坚直呼苏轼才是李公麟的“真相知”。起初,李公麟以擅长画马出名,苏轼称赏,“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据传,李公麟刚画完《五马图》中的第五匹马,马恰巧死了。黄庭坚听说,戏言:“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结果养马人信以为真,竟恳求李公麟不要再画了。后来,李公麟服膺高僧劝言,改攻佛像、山水、花鸟等,苏轼夸赞他“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并常常与他联袂合画。两人共画的作品中,最有名的要数《憩寂图》。苏轼先画石,再由李公麟完成松树和人物,末了苏辙、苏轼、黄庭坚分别题诗:“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还作辋川诗”“龙眠不似虎头痴,笔妙天机可并时”。

李公麟的《五马图》(局部)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元祐二年(1087年)六七月的一天,驸马都尉王诜(宋英宗的女婿)邀请苏轼、苏辙、米芾、黄庭坚、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少游、日僧圆通等16位名流,娱于自家府第西园。席间,宾主赋诗、作画、题石、拨阮、观书、听琴、参禅……极尽宴游之乐,饱览园林之胜,风流蕴藉不输东晋兰亭雅集。酒酣耳热时,李公麟“画兴”大发,运用纯熟的白描技法,将聚会现场的盛况“直播”于纸间。这就是著名的《西园雅集图》,米芾题记曰:“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

然而,诗酒唱和,终究过眼繁华。随着党争再起,李公麟的朋友们星散四方。苏轼、苏辙相继远谪岭南,黄庭坚则被贬至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

在戎州一千多个日夜里,黄庭坚无比怀念从前的雅集。他效仿“曲水流觞”之意,凿石引水,修建流杯池。当杯中斟满当地美酒“姚子雪曲”时,黄庭坚欣然赋诗,“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哕,辛而不螫”,还不忘提及“老夫手风,须此神药”。

那时候,汴京城里的李公麟也正饱受“病痹”之苦。元符三年(1100年),李公麟等不及蒙赦北归的老友们了,因病辞官,“肆意于龙眠岩壑间”。《宋史》说他“既归老……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据《山庄图自序》记载,早在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李公麟就已“买山于龙眠”,并以唐朝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为蓝本,开始精心营造龙眠山庄。至迟在元祐四年(1089年),龙眠山庄落成。因为这一年,李公麟拿出绘好的实景长卷《山庄图》,请苏氏昆仲、黄庭坚鉴赏。一见之下,苏轼大为叹服,亲自题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苏辙遵兄所嘱,为山中景致一一题诗,作《龙眠山二十咏为李伯时赋》;黄庭坚则写下“诸山何处是龙眠?旧日龙眠今不眠。闻道已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

有意思的是,《山庄图》所描摹之龙眠山水竟勾起晚年苏轼“买房置业”的冲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苏轼从海南岛返程至虔州(今江西赣州)。在写给昔日下属苏伯固的信中,他说:“住处非舒(宋时桐城属舒州)则常(指时属常州的阳羡),老病唯退为上策”“龙舒(亦指舒州)闻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然而,来不及了,4个月后,苏轼溘然逝于常州(今常州市区)。又5年后,再也未能与老友们重逢的李公麟病殁龙眠山庄。临终前,“犹仰手画被,作落笔形势”。

站在防洪墙上眺望枞阳河。 (庞勉/图)

虽然苏轼“落户”的心愿未遂,但《山庄图》的横空出世,无疑令龙眠山身价倍增。打那之后,历朝历代尤其明清以降,远近官宦世族巨户莫不在此大兴土木,构筑别业、庄园、草堂甚至茔域(家族墓园),作为耕读渔樵、隐逸终老之所。比如,左光斗家族的“三都馆”、方以智家族的“碾玉山房”、戴名世家族的“响雪亭”、张英张廷玉父子的“赐金园”“双溪草堂”“文和园”等。值得一提的是,“赐金园”就位于龙眠山庄旧址。由张英动用康熙皇帝的500两赏银建成,故名“赐金”。康熙四十年(1701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致仕还乡。又在“赐金园”旁筑“双溪草堂”,每日诗酒自娱。康熙闻知,化用前人句子,为之题联:“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

“天合群峰胜,山崖百折奇。肯教流水去,不遣世人知。”正是这亘古长存的山河,惠及万物生灵,哺育出引领风骚数百年的桐城人物,也看见他们哭过、笑过、痛过、醉过的万千况味。

(梁淑怡/图)

长河热泪方以智

明万历三十八年腊月,北京城,后来成为崇祯皇帝的朱由检出生。10个月后,距北京两千里之遥的桐城,方以智呱呱坠地。以公元纪年计算,两者同龄,皆1611年生人。虽然一位贵为天子,一位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但迎接他们的,同为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

四百多年过去了,我驻足凝望的庭院刚刚经历一场风雨。地面水痕犹存,未及清扫的黄叶一直铺到庭院深处。那头,青砖围墙中央开着一孔月亮门,四进大屋远远露出小瓦堆砌的房顶。此外,庭院的步道两侧还点缀着数十尊太湖石。显而易见,若干年前,这些石头应该属于一座造型精妙的假山,而非眼前毫无章法的模样。

庭院深藏桐城老城北大街,今称潇洒园,系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失火后复建,由方以智孙、人称潇洒公的方正瑗重新命名。之前,庭院被称作远心堂、廷尉第,构筑于明万历年间。方以智就出生在这里。

据《方氏宗谱》记载,方以智一出生,精通易经的祖父方大镇便援引“蓍圆而神,卦方以智,藏密同患,变易不易”为他取名。其字“密之”也由此而来。不久,曾祖父方学渐从无锡东林学院讲学归家,为他取乳名“东林”,期许“将来磨铁砚”。

方以智果然是一颗读书的种子。“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通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其间,方以智两度跟随父亲方孔炤宦游四川、福建、河北、北京、山东等地,并接触西学,对哲学、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

20岁前后,方以智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之一、博物学著作《通雅》的初稿,并着手撰写另一部自然科学著作《物理小识》。需要说明的是,方以智所言的“物理”,概指世上一切事物之理,并非当今物理学的含意。《物理小识》集中体现了方以智的科学见解,提出了金星、水星绕日运行的正确猜测;介绍了大量西医解剖学知识,指出“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关于炼焦和焦炭作用的记载,早于欧洲一百多年……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称《物理小识》“考证奥博,明代罕与伦比”。该书17世纪晚期传入日本,被评价为“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

潇洒园 (庞勉/图)

崇祯三年(1630年),方以智走出桐城,仿效司马迁,壮游江淮、吴越。彼时,有着“小东林”之称、主张“兴复古学”的复社成立不久,方以智得以结识了一帮声气相通的青年才俊。两年后,方以智返回桐城,揭穿同乡前辈阮大铖天启年间攀附阉党的丑闻,劝说同学钱澄之退出阮大铖创建的中江社。对此,阮大铖嫉恨在心。

著书立说是方以智的终极理想。然而,时局纷乱,根本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崇祯七年(1634年),丁忧在籍的方孔炤平定桐城“民变”。未几,张献忠领军杀到,周边县城相继失守。唯桐城,在方孔炤的谋划下,固若金汤,赢得“铁打的桐城”之誉。孰料,此役过后,乡民流言四起,方家不堪其扰,被迫流寓五百余里外的留都南京。

在方以智的年代,毗邻江南贡院、夫子庙以及无数秦楼楚馆的秦淮河,其上空飘满了荷尔蒙的气味:家国兴亡、功名情欲、才子佳人……

在南京,方以智继续过着“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的豪奢生活,忙于结交黄宗羲、顾杲、陈子龙、西洋传教士毕方济等各色人物,常于金陵娇娃的脂粉堆里厮混。据此,红楼梦研究学者、我的朋友陈斯园认为方以智是贾宝玉原型之一。

很快,方以智声名鹊起,与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合称“复社四公子”。文采风流、倜傥不羁,无人不知。冒辟疆第一次听说董小宛,就来自方以智的介绍,“晤密之,云:秦淮佳丽。近有双成(指董小宛),年甚绮,才色为一时之冠。”

那个时候,不甘寂寞的阮大铖也从桐城赶到南京,上下打点,试图与复社修好。结果,痛遭抵制。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140人联名发布文告《留都防乱公揭》,将其逐出南京。事发前,方以智已回乡备考,并未参加署名。但阮大铖“气愈沮,心愈恨”,联系中江社往事,认为方以智在幕后指使。

6年后,也就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北京。时任皇子永王讲官的方以智和寥寥几人站在金水桥上,商议去城外求援,扶立太子继位。未及行动,李自成的大顺军已从宣武门外洪水般冲了进来。二十三日,方以智跑到东华门外崇祯灵位前放声痛哭,被大顺军发现。“加毒刑,两髁骨见,不屈”。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趁乱越狱,经通州一路讨饭逃至南京。这段经历后来广为流传,时人谓方以智乃大明“文天祥”。

此时,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拥立有功,把持南明弘光朝政,疯狂报复排挤复社。对方以智,阮大铖扣上了“既亏臣节,复撰伪书”的“莫须有”罪名。不得已,方以智化名吴石公,避难浙闽粤一带,以算命、卖药、教书、卖字、卖画糊口。两年后,方以智在广东肇庆参与拥立南明永历政权。旋即,因宦官擅权去职。“遂弃妻子,散童仆,孤身强病,遁迹幽峒”,漂泊于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深山老林。永历十次征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称病不就,宁愿“曲肱茅屋鸡同窗,举火荒村鬼为邻”。

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攻陷桂林,永历亡命南宁,隐居昭平(今属广西贺州)仙回山的方以智被捕。法场上,“左置官服,右白刃”,清将劝其投降:向左走,当官;向右走,砍头。“以智趋右”。清将被其“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的意气折服,放他一条生路,送到梧州削发为僧,法名弘智,号无可,别号药地等。

方以智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此后余生,方以智一袭僧衣云游天下,频繁往来安徽、江苏、江西、福建等地。驻锡名寺古刹,传经讲学;会晤新朋旧友,诗文唱酬;青灯伴佛,著述不辍;唯独时事,闭口不谈。由于方以智身怀绝技、行踪不定,后世不少人猜测他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组织秘密会社“天地会”。

的确,当时方以智的出行以及“遗民隐逸……鲜不入山相访”的情形引起了清廷猜忌。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清廷以所谓“粤难”为由,抓捕已辞去青原山净居寺(位于今江西吉安)住持的方以智,投进南昌大牢。当年夏天,“循赣江押解”广东对质。十月七日,座船溯至惶恐滩江面,方以智已染病不起。惶恐滩,位于今江西万安境内,是赣江十八滩中最险恶处,江水湍急,暗礁林立。其原名黄公滩,因苏轼留诗“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而改名,又因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而闻名。是夜,“波涛忽作”,大明孤忠方以智“即逝,而风浪息”。

方以智逝后,经桐城县令判理,墓分三处:衣钵建塔于青原山;爪发(即指甲头发)建塔于今枞阳浮山华严寺;肉身由“子孙领回安葬于浮山北麓”。

与两小时前一样,我又出现在一座庭院外。不同在于,这是一座寻常农村庭院,建在小山坡上。院门敞开,院内悄静,日头正暴晒着水泥地上的蓖麻。询问数声,一个小丫头跑过来,对我说,绕到她家屋后,就是方以智墓。

能看得出来,相当长时间,没什么人来过了。蒿草青青,蔓及我的膝盖。抬头北望,墓坐落在一串台阶的顶端。墓地由拜台、祭坛、坟冢组成,一方事略碑镌刻生平,两侧书联:“博学清操重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碑头精妙的狮子滚绣球,系从前墓道牌坊的遗构。事略碑后数步,并排方以智和夫人潘氏两穴,坟茔在前,墓碑在后,正中栏板浮刻:方密之先生墓。据说,方以智墓碑不书清朝年号,示其终生反清之志。但我实在没有勇气做出不敬之举,蹲踞坟头一辨究竟。

鞠躬礼毕,我缓步走下台阶。路过来路时,一只鸟雀从蒿草丛里鸣叫着飞向青天深处,然后,一切重新归于寂寞。

枞阳县浮渡村的方以智墓 (庞勉/图)

天下文章出桐城

赶到六尺巷时,滴滴答答下了半日的雨好歹收住了。绕过“懿德流芳”牌坊和大照壁,就看见了两面围墙夹峙的六尺巷,长约百米,宽2米,鹅卵石铺成。不时,有行人拎着伞来来回回。对游客如我而言,这是桐城最著名的“打卡”景点;对附近居民来说,这是往返文城西路与西后街的捷径,至少走了三百多年。

六尺巷的形成,源于一次“宅基地”纠纷。康熙年间,小巷中央竖着一堵山墙。墙南张家,朝中有人做官;墙北吴氏,富甲一方。某日吴宅翻修,擅自动墙,张家不许。两家闹到公堂,县令难判。张府“驰书于都”,复信,乃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府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

以诗回信者就是前文提及的张英。不过,此诗并非他的原创,乃改动明人林瀚《诫子弟》前两句而成:“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几尺又何妨。”林瀚祖籍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其家族“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与之相较,“康乾盛世”里的张英家族更加显赫:“父子双双宰相,一门六代翰林”,张廷玉还成为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一位游客在六尺巷做直播。 (庞勉/图)

这一时期,正值日后称雄文坛两百余年、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古文派(简称桐城派)兴起。桐城派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义法”,主张“义理、考据、词章”,强调语言雅洁、文以载道,与清廷推崇的程朱理学、衡文标准“清真雅正、理法兼备”相契合。

行走于今天的桐城,不难发现,市区有4条街道,名:南山路、望溪路、海峰路、梦谷路。它们分别取自“桐城四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字号。正是这“四祖”,开创了桐城派。也有研究者认为,方以智、钱澄之亦有启导之功。但不管怎么说,有清一代的桐城人,让桐城成为天下闻名的“文都”乃不争之事实。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43岁的戴名世冒着大雨走进“宗伯张公邸第(即张英在北京的府第)”。自从8年前被荐入国子监,他就常常寄居此间。他父亲戴硕是张英发小,故而张英对他照拂有加,还请他得便教授子弟。其时,戴名世文名远扬,却不愿“曳侯门之裙”而倍受冷落。直到4年前,遇到比他小15岁、文学主张相近的表弟方苞——戴名世母亲是方苞姑妈。因方苞在南京长大,两人并不认识——内心积郁始得廓清。在《北行日记》里,戴名世写到,他们在北京相聚时,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

那个时期,戴名世选编过一些八股文范文集,“文稿脱手,贾人随刊布之”“天下皆诵”。私底下,也自承“此非吾之文也”。戴名世虽然编书在行,科场却一直蹭蹬——乡试屡屡落榜。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戴名世回桐城做五十大寿。其弟子尤云鹗花费24两银子刊刻《南山集偶钞》,即《南山集》,并延请方苞、汪灏、朱书等人作序,刻版存放方苞的南京家中。此书问世,洛阳纸贵,似乎也扭转了戴名世的运途。3年后,戴名世中举;7年后,戴名世连中会元、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然而,意外比明天先来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私刻文集”“语多狂悖”。坐死戴名世的,是一封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写给门生余湛的信。信中引用南明年号,不用清朝年号。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案”由此兴起,“吏议(戴名世和牵涉此案的《滇黔纪闻》作者方孝标)身磔族夷,集中挂名者皆死”。

一年后,圣旨下。戴名世斩立决,不问家人之罪;已亡故16年的方孝标开棺戮尸,全家充军宁古塔(今属黑龙江);其他包括方苞等人在内的数百名受株连者,发往汉军、旗人家为奴。雍正年间才“赦归原籍”。

临刑途中,戴名世口占一绝:“鼍鼓咚咚响,西山日已斜。黄泉无酒店,今夜宿谁家?”法场上,看到一个木匠获罪戴枷,监斩官也是一位翰林,自幼善对的戴名世吟诵一联:“木匠打枷枷木匠,翰林监斩斩翰林。”被杀后,老友杨千木雇了一辆马车拉着一口棺木赶到,捧起他的头颅,放入棺内。堂弟戴辅世待事态稍缓,将其迁葬南山冈(今属桐城市孔城镇清水塘村)

滂沱大雨把我堵在离孔城老街入口约百米的地方,也让我拜谒戴名世墓的行程泡了汤。隔着重重雨帘,老街上鳞次栉比的马头墙,隐约如淡墨勾描。通过与当地人攀谈,得知:孔城老街地处今桐城东部,与枞阳、庐江两县交界,往北可达巢湖,向南联通长江,过去因水运繁盛。孔城因长毛(指太平军)打来前,这里居民多姓孔而得名。

及至雨歇,步入街内,才发现这条长方麻石铺成的街道呈S形,蜿蜒二三公里。相比我走过的许多新建的“古镇老街”,这里算得上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末民初时的风貌。因疫情和天气的影响,我没看到几个游客。沿街店面也早早上齐了门板,严严实实地,像捂着一个秘密。

孔城老街 (庞勉/图)

还好,桐乡书院的门大开。碧草、绿树、青砖路的尽头,站着一幢两层红楼。近看匾额,上书:朝阳楼。书院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因教学成效卓著,被谕令全国效法。科举废除后,改“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乡人称“洋学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此就读了半年。书院创办者戴均衡,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就是他,不顾清廷禁令,搜罗戴名世遗篇,整理成《戴南山先生全集》。且撰文直言,戴名世“足与望溪(方苞)齐名”。

孔城老街内的桐乡书院 (庞勉/图)

“南山案”发,方苞先被收押南京,后转入刑部死牢。其间,方苞坚持著述《礼记析疑》。狱友嘲笑他,“命在旦夕,尚为此无用之文,何益?”方苞答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数年后,方苞追忆狱中见闻,写下名篇《狱中杂记》。

听到方苞下狱的消息,大学士李光地想起廿年前初读其文时的感叹:“韩(愈)(阳修)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遂勉力营救。忽一日,康熙感叹:“汪霦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奏曰“方苞能”。终于讨得御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出狱次日,方苞被召入南书房,开启了三十余年的学官生涯。

康熙末年,已为文坛领袖的方苞偶然间读到刘大櫆的文章,“大奇之”。逢人就说:方苞算什么?我的老乡刘大櫆才是真国士,“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刘大櫆号海峰)”。其时,两人尚未谋面。刘大櫆正在家乡和张若矩(张廷玉之侄)、姚范等人交往过从。康熙六十年(1721年),刘大櫆应张若矩的邀请,到张家勺园教书。在那里,刘大櫆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好友倾素怀,芳园有佳树。花天共浊醪,月地连幽步。”

勺园太不起眼了。我在文城西路往返几趟,才发现它就蜷缩在六尺巷北边,只隔百步之遥。据资料记载,勺园“方广盈亩”。这跟我实地所见,相差甚远。虽然大门紧闭,不得参观,但从短垣矮墙、檐草瓦菲知道,勺园颓败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勺园易主,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入住,随即建起九间楼,存放万册藏书。勺园因此又称方氏九间楼。此后,中国文学史上一长串的名字都与之相连:方守敦、方孝岳、方令孺、方玮德、舒芜(方管)……捎带说两句,方守敦曾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1939年,方殁后,陈独秀送挽联:“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

勺园现状 (庞勉/图)

刘大櫆于雍正三年(1725年)离开勺园,赴京游历。次年,拜入方苞门下,传其义法。同时,设馆授徒,准备科举。岂料,十年下来,场场败北。乾隆元年(1736年),方苞荐刘大櫆应征“博学鸿词”科,殿试时被张廷玉罢黜。后来,张廷玉得知乃刘大櫆落榜,心生悔意。12年后,姚范之侄姚鼐正式拜刘大櫆为师,学习古文。乾隆十五年(1750年),朝廷诏举“经学”。为弥补遗憾,张廷玉亲荐刘大櫆,结果还是不中。而第一次参加乡试的姚鼐,顺利中举。这一年,刘大櫆53岁,姚鼐19岁。

被视作“韩愈复出”的刘大櫆老了。为了生活,他辗转于江苏、湖北、浙江等地充当幕宾;在黟县担任教谕;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问政书院。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才停下奔波的脚步,回归故里。

那个时候,为官仅五载的姚鼐对官场充满失望,开始萌生退隐之意。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刘统勋(刘墉之父)推荐姚鼐入馆,担任纂修校办。次年夏秋之交,姚鼐“称疾”辞官。回乡途中,他登上泰山,写下著名的《登泰山记》。

“桐城四祖”之一姚鼐 (视觉中国/图)

居乡期间,姚鼐常去看望刘大櫆。刘不顾“足疾未平”,和姚鼐讨论文章,“每穷半夜”。刘大櫆八十大寿时,姚鼐在扬州梅花书院担任山长,无法亲临道贺。他给老师写了一封贺信——《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在这封信里,姚鼐阐明了方苞、刘大櫆与自己的师承关系,首次指出“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刘大櫆病逝。就在这一年,姚鼐倾尽心血编选评注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告成。全书选录的722篇作品,体现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是最完善的古文读本。此书在姚鼐生前没有刊刻,以钞本形式传布,影响极大。桐城派后期大家吴汝纶评价此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

从梅花书院开始,姚鼐先后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历时40年,名气越来越大。“士子以得及门为幸”,门生弟子中才俊迭出,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陈用光、吴德旋、李兆洛……“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及湘桂,北被燕赵”,形成“人不必桐城,文章则不能外于桐城”的盛况。嘉庆二十年(1815年),姚鼐去世时,桐城派的地位已无可撼动。44年后,自称私淑姚鼐的曾国藩,满怀敬仰之情,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写道:“三子(指方苞、刘大櫆、姚范)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指姚鼐)治其术益精……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雨中的桐城文庙冷冷清清。 (庞勉/图)

我再一次见到龙眠河,是在复建的东作门外。雨后的水流格外湍急,捎来龙眠山中的秋意。不远的河床上,横跨一座古老的石桥,名曰良弼。细辨桥头亭中玻璃罩内的古碑,始知:此桥系张廷玉捐出雍正赐金万两之一半,费时三年重修;而桥名,得自雍正赐予他的御书“调梅良弼”,意谓良相贤辅。

桥面已经坑坑坎坎,一道深深的辙印仿佛一道擦不掉的痕迹,记下了流水般匆匆的日子,也记下了我身后小城里,至今诵读不绝、弦歌琅琅的声音。

参考书目:《史记》《汉书》《宋史》《苏东坡大传》《明史》《南明史》《清史稿》《枞阳历史名人传略》《桐城派十二讲》《惜抱轩文集》《明末四公子》《中国绘画史》《方以智晚节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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