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察丨有序达峰促进整体碳中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是我国经济自身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要。自双碳目标确立以来，各地区各行业有序推进，取得不少成效。但也存在部分地区和企业对重点工作的理解有误，导致行动迟缓或是操之过急，出现了“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的现象。

对“双碳”工作的误解突出表现在，将“率先达峰”误解为“高位达峰”，认为碳达峰碳中和需要“齐步走”。

碳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的前提条件，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达峰”是指通过绿色转型等方式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这并非是要求企业将2030年前作为高碳发展的“窗口期”，放任二氧化碳排放增长。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指的是全国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这并不是说各省市地区指要齐步走，也不是要求全国各地区在同一个时间达峰。实际上，每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产业布局也存在差异，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各地区必然有先有后。

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从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国际合作、政策保障与组织实施六个方面阐述了行动方案的具体内容。其中“总体部署、分类施策”与“系统推进、重点突破”作为工作原则中的两点，应给予充分重视。“总体部署，分类施策”是指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强化顶层设计和各方统筹，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明确既符合自身实际又满足总体要求的目标任务。“系统推进、重点突破”是指全面准确认识碳达峰行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加强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识别产业特点，探索达峰路径

根据2019年各省市区能源终端消费部门行业的碳排量占比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区域的碳排放态势均为“第二产业绝对领头”。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目前我国高耗能、高排放领域集中于电力行业、材料与制造行业、建筑行业三大领域，其均属于第二产业范畴。因此对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碳排放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图：2019年各省市区能源终端消费部门行业的碳排放量 数据来源：红杉中国

各省市区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产业碳排差异。例如一些地区为煤炭主要生产地区，其重点应放在加快传统能源结构的改革以及推进煤炭安全高效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而另一些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是能源的主要调入地，其重点应放在加快新能源对传统石化能源的结构替代。因此，各省市要结合自己的产业特点，设置重点工作任务，探寻不同碳达峰路径，差别化、包容式的协调发展和协调减排更能够保证全国总体目标的实现。

东北部地区以辽宁省为例，其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中国重要的钢铁、冶金、机械和石油等原料生产地，2019年第二产业碳排量占比为71%。虽然数据显示在2006—2017年间辽宁省碳排放量呈现先升后降变化趋势，但由于其基数较大，碳减排形势依然严峻。辽宁省的碳减排重点任务应主要以发展能源替代和建设绿色工业园区为主。首先，辽宁西部及中东部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适宜大力开展光伏发电；其次，据《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辽宁省陆地70米高度风能资源潜在开发量为7824万千瓦，技术可开发量位居全国第六，适宜推动风电开发建设。并且由于其产业结构的特点，工业园区众多，需要加强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具体来说，沈阳、大连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其凭借地缘与产业优势，加上科技实力，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抚顺与本溪的发展均以高耗能产业为主，其应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以及绿色工业园区建设；而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推进，锦州丹东等地应在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与辐射下提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

中部地区以河南省为例，其不仅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同时也是进出西北六省的门户。河南省的第二产业碳排量占比为63%，但碳排放量的空间分布不同。郑州的人口规模较大，作为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居河南省首位，能源消耗量较大，导致其属于高碳排放区。但其碳排放量高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及生活消费产生的。对此，应进一步培养公民的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生活习惯，提高“节能环保”意识，推进现有企业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洛阳与安阳等城市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应采用“替代+节能”模式并加速产业转型，如洛阳牡丹远近闻名，可以加大旅游业投入。焦作、商丘、平顶山等地的经济发展依靠以煤炭为主的开采与加工，这些地区应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或是提高煤炭开采与加工效率并加快传统能源改革。

东部地区以广东省为例，作为制造业大省，其2019年能源终端消费部门行业碳排量占比中第二产业为58%，第三产业为24%。广东省节能减排的方向可以是大力推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传统产业生态化绿色化改造。广东省凭借其优越的“南大门”地理优势，经济基础扎实，可以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又由于广东处于低纬地带，全年太阳高度角大，所得的太阳辐射多，热量丰富，是全国太阳能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因此可以加大光伏电站建设；广东的海域面积比陆地面积大得多，也可以加速发展新能源制氢，改变能源结构；广东在全国率先开展碳交易试点建设，可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对于第三产业碳减排，广东可以大力投入资金进行新能源开发与电动汽车等领域，利用科技减碳。

西部地区以四川省为例，其同样是第二产业占比最高，为68%。四川可以利用资源禀赋，建立绿色高效能源体系，可以将发展清洁能源作为重点，科学开发利用水电资源，扩大水电消纳规模，也可以积极推进沿江清洁能源走廊建设。由于川渝地区天然气资源丰富，两地可以共同打造四川盆地天然气产能基地，并打造地下储气库。同时，四川具有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可以推动文旅融合，加速产业变革。

鼓励率先达峰，留存负碳空间

正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结构存在明显差距，因此碳达峰完成时间和压力也有显著差异。不强调同步达峰，那么这也就要求具有优势的地区树立标杆，带头实现绿色低碳，加快转型达峰。广东、浙江、北京、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既通过大量消费外省产品而避免了本地生产带来的碳排放，又可以凭借经济优势进行转型，因此其更可能实现率先达峰的目标。

江苏省在“绿色转型、率先达峰”方面就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当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提出“双碳”目标之后，江苏省就在2019年底召开的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上特别指出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虽然，江苏省存在生态环境“超载”、环境成本“透支”等问题，密集的产业、城镇、人口也使得单位国土面积污染物排放总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2019年碳排放量为93176.00万吨，为全国最高，成为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大省。但江苏省的优势也很明显，在战略协助方面，江苏省能够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大国家战略解决区域性生态问题；在经济发展方面，江苏省属于经济强省，全省GDP占全国经济比重仅次于广东，有实力为推动人口、经济、环境全面协调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和坚实保障；在制度探索方面，江苏省是全国唯一的部省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其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将更具优势；在自然资源方面，江苏作为沿海省份风能资源丰富，有条件建设大规模海上风电，在技术与资金支持下还可以进行风电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加快能源结构变革。另外，江苏文化底蕴浓厚，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生态与水韵人文之美，大力发展旅游业。

上海市2019年碳排放量为32900.90万吨，从行业结构来看，钢铁、石油化工、航空、水运四大行业碳排放量合计占全市总排放量比重过半，且其中很多都是上海市的支柱产业,，因此，对这四大行业的重点改造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难题。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所开市无疑为上海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更多可能。依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能够有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全国碳交易市场落户上海，能够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上海在全球碳市场定价中享有更高地位，提升上海甚至中国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上海有实力抓住碳达峰、碳中和带来一系列的投资机会，在资金、技术及人才优势的支撑下推动科技创新策源，加速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加速能源结构改革。

除了东部经济发达省市外，我国西南地区凭借其较好的自然资源也有可能率先实现达峰目标。例如重庆就拥有中国首个储量达7926.41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田，从页岩层中开采出的天然气不仅属于清洁、高效的化工原料，也能够用于日常燃气与居民发电供暖等。重庆在实现碳达峰的道路上就可以聚焦碳排放重点的工业化石燃料消耗环节，充分利用涪陵、南川、綦江等地页岩气资源，加大开采力度与规模的同时推动工业企业燃气设备替代燃煤设备，加速能源结构调整。涪陵页岩气田在满足重庆市用气需求的同时，也承担了东部浙江、江苏、湖北等6省的部分燃气量。率先达峰的城市通过留存更多的负碳空间，可以为化石能源生产较为集中或自身产业结构偏向于重化工业的省份分担部分减碳压力。

地方结对达峰，实现整体碳中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全国性目标，在国家总体部署的前提下支持各地分类施策，针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有条件的地方鼓励率先达峰。但这并不是指各地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要“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国推进碳中和的速度远快于欧美国家，减排任务的艰巨程度史无前例。而我国区域广阔，各省市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具有差异，因此具有优势的地区应该在努力实现本地区碳排目标或已经率先实现达峰目标的同时向碳排放压力较大的省市地区伸出援助之手，通过结对帮扶，实现整体碳中和。

第一，省市间可以利用资金与清洁能源的互补优势来结对达峰。例如广东省与云南省间就可以结对合作。广东省2019年的碳排放量在我国各省市区中排名第二，是九个超4亿碳排放大省之一。但广东省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并且具有显著的技术与人才优势。而云南碳排放压力相较广东较低，其优势是水电、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丰富。但云南经济基础较差，相较于其他省市人才匮乏、资金短缺，因此发展动力不足。据此，广东省可以通过对云南省可再生资源相关项目的资金支持来加大开采力度与开采规模，或通过人才支持来提升开采技术与效率，解决云南的能源发展问题，同时云南也可以为广东省提供清洁电力、油气。

图：2019年广东省与云南省碳排放量与经济总量对比 数据来源：红杉中国

第二，地区间可以利用地理优势来结对达峰。例如四川与重庆两地曾于2020年签订《共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希望携手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能源绿色高效利用示范区和重要清洁低碳能源生产基地。在电力方面，川电入渝对保障重庆电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由于地理位置，其具有就地就近消纳优势，但在送出通道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二者通过共同建设川渝电网一体化工程可以增强四川水电外送能力和川渝电网的灵活性。在天然气方面，四川盆地天然气产能丰富，川渝两地将统筹推进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打造川渝天然气千亿产能基地。

第三，率先达峰城市可以主动支援“碳达峰”困难地区。北京目前是唯一一个第三产业碳排放量超过第二产业的省市，2012年就已经达到了碳排放峰值年。北京通过资金、技术与人才优势，在“十三五”期间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工作，有效降低了本省的碳排放量。北京在目前整体碳排放压力较低并且具有治理经验与人才技术资源的条件下，可以主动帮扶其他“碳达峰”困难地区，如与北京毗邻的河北省。河北省也属于我国超4亿的碳排放大省，偏重的产业结构、偏煤的能源结构和偏低的非化石能源占比一直影响着河北省的碳达峰进程。北京市可以将能源结构调整方面的减排经验分享给河北，也可以利用市内重大科研单位和研发中心，通过产学研相结合为河北省的企业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第四，能源调入与调出地间应共同承担减排压力。由于内蒙古、山西、河北等省市是我国化石能源主要生产地，其在为其他省市提供能源供给的同时，自然将碳排放留在了本地，本地碳排放量随之增加。针对类似的“排放转移”风险，化石能源调入、调出两地间更应互相合作。经济发展较快的调入地应结合优势率先实现碳达峰，为与自己结对的调出地留存负碳空间，或是通过技术支持提高能源采集利用效率进而减少购入量。总之，需要将调入与调出地的碳排放量看作整体，调入地有义务为购买能源所带来的碳排放负责，帮助能源提供省市分担碳减排压力。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