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女性看见更多选择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具体来说，“普惠托育服务”指的是将托育服务作为政府基础公共服务，提供可负担的、可获得的和优质的托育服务。

2021年12月发布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下称“第四期妇女调查”）指出：“女性承担家庭照料主要责任。其中，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76.1%、67.5%和63.6%。虽然女性家庭照料负担重，但公共服务支持不足。家有3岁以下孩子者中有“托幼服务”需求的比例为35.1%，而3岁以下孩子白天主要由托幼机构照料的仅占2.7%，由母亲照料的占63.7%。”

这个调查是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继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后，又一次联合组织实施的全国规模的重要国情、妇情调查。

家庭照料一直被视为家庭事务，但是对主要负责家庭照料的妇女来说，大量的无偿劳动时间投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对个人和社会都带来很多深层次的影响。这些影响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结构性的原因，因此需要从更宏观的政策、经济和文化的视角去思考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女性返乡如何成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力量

由于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特殊女性群体，返乡创业女性和农村留守女性。《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返乡女性中，由于婚姻和子女原因返乡的占74.5%，相比之下男性为30%。在很多返乡女性中，本来在城市已经站稳脚跟，工作和收入都非常不错，但是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只能放弃在城市可能更好的个人发展而选择回乡。

张冬梅（化名）是广东韶关始兴人，中专毕业后就在广州工作，早在2005年她一个月的工资就到了五六千元。但是当她结婚并生了孩子后，由于城市缺乏完善的支持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和很多进城务工农民一样，让孩子回乡去读书是张冬梅没有选择的选择。曾经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她，不愿自己的孩子再经历留守儿童的那种痛苦，“无论怎么难，我都一定要在小孩身边”，她说。

没有太多犹豫，张冬梅放弃了城市有着大好前途的工作，选择了回乡。然而，和城市相比，乡村的经济发展机会和资源都非常有限，对于返乡女性来说，所能从事的职业非常单一且薪资很低。张冬梅决定从零开始学习销售，进入了当地一家知名服装连锁店。由于在城市打工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她很快做得得心应手，一直做到店长，管理着十几名员工。

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投入成倍的时间，这违背了张冬梅决定回乡陪伴孩子的初衷。看着女儿的成绩一直下滑，她非常心痛。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辅导孩子学习，她开始是主动提出降职，只做店员，但这还是无法平衡工作和照护孩子的需求，只好再次辞去这份又刚刚干得有声有色的工作。

权衡再三，张冬梅决定从事时间更为灵活的电商工作，然而这遭到了丈夫的反对。一直将小孩的幸福和家庭的和谐放在第一位的张冬梅，迟迟没有迈出第一步。直到有一次两岁的女儿因为吃了不好的水果而大病一场，她决心开始做农业电商。为了说服丈夫，她积极参加了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下称“绿芽基金会”）的生态农业培训，学习农业技术，让丈夫对自己的创业有信心。

张冬梅的丈夫是司机，经常在外跑长途，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一直由张冬梅照料。如今她刚刚开始做农业，只试着承包了5亩地，但已经非常繁忙。每天早上六点半便起床给孩子做饭、做家务，然后出去照看果园，中午和晚上都要回家做饭和给孩子检查作业。晚上等孩子睡觉之后，再整理果园生态种植的资料，复盘当天的问题，考虑明天应该怎么做。在不同行业工作过的张冬梅感慨：做农业真的好辛苦！

绿芽基金会是专注支持乡村女性发展的公益机构，他们支持的“张冬梅”们还有很多。这些返乡女性或者农村留守女性，往往面临经济来源少、发展机会和能力有限，同时精神上的孤独和苦闷。这些乡村女性的困境，由于观念的阻碍，既有资源的匮乏，很难依靠她们自身得到解决。

绿芽基金会的秘书长邹伟全，早在2007年-2012期间还在中山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时，就经常去乡村偏远地区做田野调查，从那时起她就对于农村的发展现状非常了解。后来她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从2013年绿芽成立起便一直在这里工作。

在实际的工作中，邹伟全发现，很多农村都缺少公共文化生活，由于人口减少，乡村也越来越凋敝冷清，留守和返乡的农村妇女的农闲时间，几乎都花在了麻将桌上。然而，这些看似不可改变的现状，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支持就能极大地激发她们的能量。

譬如当她们发现一些农村妈妈不会说普通话，几乎不能出门和人打交道，融入县城生活非常困难。于是绿芽就邀请老师们用朗诵诗词的方式来教她们说普通话，结果这激发出很多乡村妈妈的诗词爱好，开始自发在交流群里组织各种兴趣小组，经常在群里讨论词牌令和诗词韵律，节日时候组织诗词朗诵比赛。逐渐地，她们还开始自己创作诗词，到今天绿芽已经收到了400多篇农村女性自己创作的诗词。

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让她们更有信心去发展个人技能，为家庭带来经济上的效益。就像绿芽支持的另一名乡村女性决定创业时遇到家庭反对，她对丈夫说“我先去学习，改变我自己，然后再来改变你，最后改变我们的家庭”。最后她也真的做到了，甚至她还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乡村。

广东省韶关市的姐妹花（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图）

还有很多像绿芽一样专门支持农村妇女发展的公益机构，这些机构根据支持对象不同的自身潜能、兴趣、以及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社区环境，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解决方案，激发她们的潜能，再根据她们自身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资源。

这样的例子在绿芽支持的农村女性中非常多。在一些乡村，这些留守妇女们不仅只关心自己家庭的发展，还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丰富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一起读书，一起照料村里的留守学童和孤寡老人。这些农村女性在兼顾了家庭照护责任之外，还能实现个人发展，从而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如果还有充足的资源和恰当的支持方式，这些女性还能积极参与到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中，成为乡村振兴中的积极力量。

单亲妈妈们更迫切需要个人职业发展和育儿责任的两全

2019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唯品会公益唯爱妈妈项目共同发布了《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需求调研报告》（下称“单亲妈妈调研报告”），单亲家庭中有超过80%是单亲妈妈家庭，她们对较低价格的专业育儿照料服务（62.7%），以及弹性就业时间（61.8%），是表达最为强烈的需求，其次是职业发展的需求，包括职业能力培训（56.1%）和职业指导（54.6%）。

“单亲妈妈调研报告”预估现有的单亲妈妈至少达到2000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由于她们往往独立承担育儿责任，个人职业发展和24小时育儿的矛盾，让她们面临比其他女性更大的挑战。同时，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多单亲妈妈不愿意公开她们的单亲身份，尤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而这让她们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由于育儿支持的公共服务和专业机构很难找到，单亲妈妈从个人社会网络获取帮助的频率比公共机构要高得多。根据“单亲妈妈调研报告”，她们最常求助的是自己的父母，占60%。而在提供支持的公共机构中，最多的是公益组织与社会团体，占到46.7％。

“唯爱妈妈”就是其中的一个公益支持项目。让单亲妈妈们组成“互助小组”，让她们相互支持，相互赋能，缓解单亲妈妈们在离异、独抚养育、被家暴等种种伤痛中积累的负面情绪。还会邀请专业机构为小组提供专业支持，为她们开展原生家庭疗愈、独抚养育、法律互助等不同主题的小组课程。此外，“唯爱妈妈”还为单亲妈妈们建立可靠的社群互助网络，项目负责人介绍，社群用户的活跃度非常高，几乎平均每天都能有3000-4000条信息，而活跃度最高的时间段一般是半夜1-3点。

这些妈妈们白天需要工作挣钱去养育孩子，晚上回家更要照料孩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往往只剩下后半夜。很多单亲妈妈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不得不放弃稳定有保障或者高收入工作，转向不稳定的、收入较低但时间灵活的非正式工作。在“唯爱妈妈”支持的单亲母亲中，有的开小卖部，因为可以时时刻刻将孩子背在身上，还有很多只能将孩子托付给父母来照料。

“唯爱妈妈”项目负责人强调，“在独抚的情况下，一个人兼顾家庭和社会多重角色，‘时间贫困’是她们面临的很大问题，尤其没有时间投入到个人提升，因此和其他职场女性相比，普遍会收入偏低”。“单亲妈妈调研报告”指出近八成（79.9%）被调查的单亲妈妈没有从前任处得到足额的孩子抚养费，其中40.7%根本无法从前任那里获得抚养费。“唯爱妈妈”努力提供更易获得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来解决她们迫切的经济需要，而从长远看，妈妈们自身的职业发展才能为自己和孩子提供坚实必要的物质基础。

企业家、单亲妈妈岳华：“我不是要逞强，只是在现实面前，我必须变强。”（唯品会公益/图）

工作与育儿的矛盾，是单亲妈妈个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无论是选择工作还是不工作，她们都要做出巨大牺牲和艰难平衡。对于她们来说，国家的普惠育儿政策、学前教育政策将能极大地缓解育儿和工作的两难，而公益机构的专门支持，则能为她们的个人长远发展插上翅膀。

共创女性友好的可持续未来

女人总是习惯地被称为“半边天”，这也是让女人们感到骄傲的称谓。实际上她们常常将工作和家庭两肩挑。“第四期妇女调查”指出：在18-64岁在业者中，女性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达43.5%。其中，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动时间为649分钟，其中有酬劳动时间为495分钟；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无酬劳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

实际上，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根据乐施会2020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布的报告《直面照料时代》，全球有42%的劳动适龄妇女由于无偿照料责任而被排除在有偿劳动力队伍之外，而男性的这一比例是6%。为了育儿照料，更倾向于母亲选择灵活就业方式，很多包括兼职和打零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成为妇女获得社会保障或积累财富的阻碍。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和生育的黄金期，男女之间的这种差距将变得更大。

全国妇联今年提交的两会提案指出：妇女因生育等原因，就业的灵活程度高于男性，社会保险权益的享受程度低于男性，更易因患病、生育、失业、职业伤害等陷入生活困境。平台灵活就业妇女与正规就业妇女相比，在产假、哺乳假、社会保险接续、生育保险参保等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维护权益的途径也有待完善。全国妇联因此建议“拓宽妇女在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创业渠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在今年审议《学前教育法》，通过法律强制要求由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三周岁到入小学前的学前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并强调了学前教育为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作为企业资产上市。

了解成年女性在社会结构下面临的困境，才能更加理解，需要国家政策的制度性支持、公益机构的个性化多元支持，以及社会公众对妇女权益保障的日益关注，多方一起努力，才有可能为她们平衡个人发展和育儿照护提供了更多选择，帮助她们更有信心和更有能力、以及有更多机会去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双赢。

参考资料：

1.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
2.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四期中国妇⼥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
3.《用心种，好好吃——乡村姐妹生态农业创业记》，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2020年
4.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唯品会公益唯爱妈妈项目，“唯爱妈妈幸福赋能计划”，《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需求调研报告》，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