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与18世纪中国学术的转向

朴学家虽然有浓厚的务实倾向,但同时认为,经典记载了指导实践的知识,于是经典成了务实的必由之路。从某种角度看,这恰恰比提倡“事上磨炼”、直面现实事务的阳明之学多了一层阻隔;也正是由于这层阻隔,朴学与颇有相似之处的科学殊途陌路。

(本文首发于2022年4月28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小磊

清人所绘钱大昕像。

石敖睿的《中国的语文学转向:18世纪的学者、文本主义和道》,以清代学者钱大昕为中心,讨论了传统时代晚期的学术转向,副标题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野心:他要讨论的不仅是语言文献之学,还包括了18世纪整个中国知识界。他选取钱大昕作为切入点,无疑是十分恰当的——钱大昕在当时被公认为知识界的领袖人物,钱氏的专精和广博代表了18世纪中国学术达到的高度和广度。遗憾的是,过去汉学界偏重思想,对钱大昕这样的技术考据型学者关注较少,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事实——作为18世纪学术主流的朴学,其精神便是将思想潜藏于文献考据之中;舍考据而言思想,便不能把握其精髓。

本书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人之道”论述了钱大昕的经历和当时的官、私学者网络;第二部分“古之道”讨论了解读经典的方法论;第三部分“天地之道”则探究了天文律算之学、儒家的形上学以及中西学术的遭遇。其中最有意味的是结论部分,作者从更为宏观的时间尺度上看待钱大昕以及朴学的影响。作者认为,十八世纪中国学术的关键转变在于,学者必须通过语言和文献的考据理解儒家经典的含义,换言之,朴学家的身份和儒者的自我定位紧密地结合起来。作者写到钱大昕自视为“真儒”(Qian Daxin regarded himself as a“true Ru”)——此处作者理解有误,因为“真儒”在中文语境中是一个褒义词,只能用来称赞,不能径以自夸,钱大昕在为臧琳的《经义杂识》所作序言中说“先生之书,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其辞,轻诋先哲,斯真儒者之学,务实而不矜名者”,此处的“真儒者之学”是钱大昕对臧琳学术的赞语,作者将“真/儒者之学”(诚然是儒者的学问)读破为“真儒”,又将其理解为钱大昕的自诩,恐怕都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即便在语义上有所误解,作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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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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