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大屠杀醒世录:“人类被降低到动物的状态”

胡图族人在短短100天时间里,杀了80万图西族人。

让·哈茨菲尔德在卢旺达的采访前后跨越了12年,写了六本关于大屠杀的书。

“凶手们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魔鬼般的国家机器的受害者。‘我只是链条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纳粹也这么说。”

(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12日《南方周末》)

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中的好几个人告诉哈茨菲尔德,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沦为动物的生活方式——几乎是赤身裸体,浑身长满了虱子,用手吃着他们在夜幕降临后在田里挖出的东西。他们为当时的自己感到羞耻。 (受访者供图/图)

“有的人杀人很慢,是因为害怕、虚弱,或者满不在乎,还有的则是因为恶毒。至于我,我动作很快,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我只想赶快结束一天的日程。”

让·哈茨菲尔德终于让杀人者开了口。说话的人是潘克拉斯,卢旺达南部小镇尼亚马塔的一个普通农民。在1994年4月之后的一百多天里,潘克拉斯和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普通的胡图族人,拿起屠刀,砍向他们的邻居、他们一起看球的球友、他们的老师……

此后是长久的沉默。卢旺达大屠杀的幸存者隐身乡间,而加害者的秘密被带进了监狱和坟墓。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研究和记录并不少,美国记者菲利浦·古雷维奇1999年出版的《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展示了一幅宏观图景,殖民主义的历史纠葛、独立后的政治漩涡,以及大屠杀的血腥全景——胡图族人在短短100天时间里,杀了80万图西族人(以及胡图族温和派)。这里有政治家、殖民者的声音,也有维和部队和外国记者的声音,却少了幸存者和加害者的声音。

在一年中农忙来临前的那个雨季,一个民族的普通人日复一日地屠杀另一个民族的普通人,是什么样子?幸存者是如何躲过这个噩梦的?幸存者现在过得怎么样?凶手们是否在晚上聊天,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杀人?他们是否也给小孩讲睡前故事?他们哭了吗?

法国记者让·哈茨菲尔德的采访和写作打破了这样的沉默。和很多当时奔赴现场的记者一样,哈茨菲尔德与卢旺达的第一次接触在1994年,当时他为法国报纸《解放报》工作,被派往那里进行战争报道。

但当他回到法国,他意识到记者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忘记了一个群体——图西族幸存者几乎完全从我们的报告中消失了,这与1945年集中营的幸存者被遗忘的情况完全相同。”他回忆。

卢旺达种族灭绝与纳粹大屠杀在某些方面极为相似。1959年,胡图族领导者发动革命,推翻了图西族持续将近四个世纪的贵族统治,废除了其对胡图人的压迫。“但这些民粹主义领导者将从前享有特权的图西族贵族和贫苦的农民混为一谈,将整个图西族说成是这个国家中的阴谋家、投机者和寄生虫。”

这与二战前欧洲的反犹宣传如出一辙。“它们出奇地相似,要么是指认身体特征,比如长脸、高挺的鼻梁或修长的手指;要么是概括精神特征,比如懒惰、狡诈或背叛。对犹太人和图西人的称呼概括了两种宣传的呼应性:寄生虫和蟑螂。”哈茨菲尔德在他所写的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书中指出。哈茨菲尔德在卢旺达的采访前后跨越了12年,写了六本关于大屠杀的书。2022年3月,其中的三本《赤裸生命》《屠刀一季》和《羚羊战略》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合订为一册《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与菲利浦·古雷维奇不同的是,哈茨菲尔德把笔对准了屠刀下的普通人,进入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回忆,写下十几年里他们的变化。

1994年,潘克拉斯“沦为了动物”。观察人如何成为野兽一直是哈茨菲尔德的核心视角。1973年,胡图族少将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政权,进一步巩固了歧视图西族的政策,为了孤立这些被指控有阴谋行径的图西人,他下令没收图西族财产、转移人口、出台驱逐法律、设置教育配额,最重要的是,“他煽动了循环往复的屠杀浪潮”……199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法国政府得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将要发生的情报,但没有引起重视。1994年,哈比亚利马纳在空难中去世,成为普通胡图族人拿起屠刀的导火索,他们组织严明,规则细致,上千支屠杀小队深入乡间社区“围猎”,每日的“工作”便是拿刀砍人,重复、单调,有条不紊,杀人如扑灭蟑螂,只是更花力气。图西族沦为动物,杀人者亦如是。

平和的人为什么挥起屠刀

记忆会随着时间渐渐改变。很多幸存者会忘记细节,会弄错日期,会把不同的袭击弄混,会把不同的名字记岔,还会对某个亲朋好友死去的细节产生分歧。“我们亲身经历的种种可怕时刻,仿佛就发生在去年。时光流逝,我们保存下来一份非常具体的记忆清单,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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