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不见的世界里,渴望被看见

距离第一排黄色竖纹砖从城市的人行道上生长出来,已有三十余年了。

自从《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颁布实施后,中国拥有了全球长度最长、分布最广的盲道。但有个几乎称得上吊诡的现象,在这几年一直被大众广泛讨论:盲道上什么都可能有,就是没怎么看过盲人在上面行走。

图:我国地铁里的盲道

世卫组织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失明人士共有824.8万,全国此类存在视力障碍的人口位列世界第一,截止2016年,中国视障人群的数量已经迅速增长到了近1731万人。

庞大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出于各种主观或被动的原因,被一堵无形的墙隔离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形成一种尴尬的“双盲”局面:在一个他们看不见的日常世界里,他们也几乎很难被看到。

播客节目《故事FM》在2016年曾经做过一期内容,受访对象是一名视障人士,主播跟随她同行一段她的日常上班路,见证在没有盲道设施的情况下,她如何借助科技的细微成果,跨越障碍、避免危险。

一路上磕碰难免,也正如这段社会向整体无障碍环境过渡的三十年,不管是无障碍设施在城市中的普及运用,还是心理隔阂在不同人群中的消融,抑或是各类正常需求的声音持续发出,让隐匿于人群中的视障群体走进日常社会,注定是一条被期待、也应该被支持的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首先,它应该被“看见”。

撕下特殊标签

手机导航在目的地前十米左右的地方结束了,正常情况下,金昊走完这段距离,只需要再用盲杖摸索十五步,这对早已习惯黑暗的他,称不上“难题”。

问题出在看不见的方位上。

像往常一样,他寄希望于向路人问路,然后被他们的善意带往终点。

“你确定是真的要去那个地方吗?”金昊要去的是一家成人用品商店,求助在路人的反复确认下被拒绝,他只能摸索着走进每家店面,挨个询问。尽管看不到,从那些回答的语气里,他能敏感地听出几层意味:既诧异于一个盲人要去“那种地方”;又鄙夷一个盲人,竟然还要去“那种地方”。

金昊的这次探索,并没有因为他最后成功地“摸”进那家成人用品店而以胜利告终。店家拒绝了他展示一些商品的请求,告诉他,“你搞错了。我们的东西只能看不能摸。”

这是金昊参加“残障与性”工作坊培训后的一次实践。这样的经历,在视障人士的群体里,并不多见,倒不是因为被拒绝,而是因为“不会去做”。在当下无障碍设施尚未完善的社会环境中,视障人士出门后,可能要面临更多无助的状况。比如,最终不确定会指向哪里的盲道,没有语音提示的红绿灯,只上行不下行的地铁手扶电梯,拒绝导盲犬同乘的交通工具……有些视障人士选择不踏出家门一步,更不会像金昊一样,主动走进一家成人用品店,冒着极大概率被拒绝的风险。

“人们不会想到你有这样的需求,也不认为残障者应该有这样的需求。”“残障与性”领域的倡导者蔡聪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和金昊一样,蔡聪也是一位视障人士,除了“奇葩大会辩手”之外,他身上还有几种不同的标签: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合伙人,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理事,曾创办残障社群杂志《有人》,一名六岁孩子的父亲。

图:蔡聪在对视障人士进行“残障与性”主题的培训

金昊所经历的好奇与困惑、遭遇的误解和质疑,蔡聪都能感同身受,借助于各类发声渠道,他正在努力让这些被社会忽视的问题,被更多人看到。

蔡聪的视力障碍源于10岁时药物性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在念大学之前,他一直在普通学校就读,因为成绩好而被当作“身残志坚”的励志典范。久而久之,蔡聪琢磨出这种光环下的“不对劲”,“残障”这一标签,应该把他和非残障者区分开吗?至少在青春期男生对“性”好奇这一点上,他感受到大家的共通性。

和大多数非残障者一样,蔡聪第一次与“性”的正面接触,来自于初中的生物课,当时老师并没有将他与其他同学区别对待,统一下达了“自学”任务。只不过对于视力障碍的他来说,这个任务几乎不可完成。因此,等到大一的专业课里出现“生殖系统”相关内容时,蔡聪很期待可以弥补当年的缺失。毕竟他学的针灸推拿,是属于医学专业,需要对人体有充分的认识。这个堪称朴素的愿望,在老师又一次给出的“自学”指示里落空。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了一句老师开玩笑的托辞:

“反正你们将来又用不到。”

从初中到大学,对于“性”的求知与好奇,全部被扼杀在这句话中。这也让蔡聪敏感地意识到,“残障”正在成为一个刻板的标签,抹杀掉这个群体的许多正当诉求。

诸如此类的情况,在随后几年的大学生活里时有发生,也一步步地将他推向致力于保障残障人的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权益的公益事业,帮助更多像金昊这样的人,走出残障带来的孤独与压抑,从身体出发,正视自己的需求和权利。

一个非残障者走向成人用品店也许不必经受任何质疑,但换成一名视障人士去寻访,则需要承受各种“判断”,除却大众本身对于“性”话题的敏感之外,究其原因,“残障”这一标签带来的刻板印象,难辞其咎。

广泛存在的社交屏障,让公众很难也很少将目光投向视障群体的日常生活,除了偶尔路过的盲人按摩店一隅,大多数视障人士都生活在公众有限的想象之中,成为应该施予同情的援助对象,或者授予光荣的励志典范,反而忽视了一些最为质朴的内容:残障造成的只是他们身体上的差异,并没有剥夺他们悦纳自己的权利。

而蔡聪正在做的,就是帮助同行者,慢慢撕掉那层被打上的标签,带领他们重新回到人群,接纳自己,践行他的那句有力的宣言:残障只是一个人的条件,而非缺陷。

成为具体的人

受当时政策限制,蔡聪无法参加普通高考,最后就读于单考单招的特殊教育学院,主修针灸推拿专业,对口被社会公认“最适合”视障群体从事的“盲人按摩”,在此之前,他们被广泛接纳的行业是“算命、乞讨和卖艺”。

在2014年普通高考首次出现盲文试卷之前,盲人按摩一直是这个群体最重要的就业方向。学习人体繁杂的经络走向,练习各种专业的推拿手法,一来需要兴趣,二来需要体力。

尽管就业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职业的稳定性,但在大部分逼仄的按摩房里,与陌生人进行直接的肢体接触,并不是每一位视障人士都甘之如饴的职业选择,尤其对于大部分视障女性。按摩专业能教会她们如何成为一个医师,却没办法教会她们怎样去做一个服务者,如何保护自己不被心怀不轨者骚扰。

在推拿店遇到顾客性骚扰,是从事按摩行业的视障女性及其家庭成员非常顾虑的问题,在视障多元就业渠道兴起之前,绝大部分的视障女性,主要的归宿是婚姻和家庭。

蔡聪在《单身高学历视障女性婚恋观影响因素初探》一文中指出,视障群体因为信息获取、认知的方式与非视障者迥然不同,通常被认为是“残中之残”,需要给予更多的帮扶与照顾。基于这种情况,足够现实的婚恋市场里,留给视障女性的选择余地,少之又少。而一位视障女性可能会遇到的更为残酷的现状是,在父母急于安顿而促成的婚姻里,因为性别和身体的双重弱势,成为言语暴力、肢体暴力甚至性侵害的对象。

所以,一个不愿意从事按摩的视障女性,在当下社会究竟能够抵达多远的地方?

入选福布斯中国2021年度30under30榜单的年轻女性、1994年出生的马寅青,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答案。

从幼儿园到高中,马寅青都是在盲校度过。大学填报志愿时,遵循家人的建议,她选择了针灸推拿专业这条相对稳妥的路。但是在正式的学习中,她发现,比起人体经络,彼时社交圈里兴起的网络有声平台,更能激发起她在盲校参加话剧社时培养的语言表演方面的特长与兴趣。

2018年大学毕业后,马寅青毅然决定走网络配音这条路。起初,她也因为“视力障碍”的限制碰过不少壁,哪怕她有足够分量的作品与项目经历,但对方给出拒信的原因,往往是对她在“出行”“同事关系”等方面的担心。

在毕业后长达半年的职业不确定里,马寅青坚定地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放弃任何网络配音的机会,来验证这份兴趣是否可以转换成为收入,负担日常生活。2019年,在这条路被趟顺以后,马寅青决定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自己的团队,勇气一方面来源于足够的实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对求职屡遭不顺的“不服气”。

“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出合格的作品,相关的公司一定能看到,我们这样的群体也是可以去从事这类工作的。”

图:马寅青在配音中

如今马寅青成立的文化公司已经小有规模,员工有四分之三是视障人士。同时,她还是喜马拉雅的签约主播。回报和赞誉接踵而至,在多元就业的时代,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身价值。

在光芒之下,马寅青并不想活成“励志”的典范。比起被当作一个群体的抽象标签,她更想活成一个具体的人。不管“成功女性”还是“视障女性”,撕掉这些身份标签后的马寅青,过得和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没有任何区别:

她会在言情小说里获得爱的启蒙,也会对婚姻有期待,对未来的另一半也充满想象;同样地,也会在恋爱上遭遇分分合合等烦恼;一样不太能理解上一代人在“性”话题上的保守与刻板。

“哪怕科学家、明星这种所谓的很有成就的人,不都会有性生活吗?”马寅青很爽朗,在她看来,性这件事情,跟残障与否没有关系,作为人类情感的连接,它只是人的本能,不管是不是残障女性,只要她们有正常的情感诉求,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被尊重。

一小步,一大步

类似马寅青这样的成功案例,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当下,并不算一个特别的存在。新兴发展起来的视障多元就业渠道,为所有视障人群提供了“盲人按摩”以外的另一些职业可能。

随着读屏软件在智能手机上的普及,视障群体也能熟练地使用各类软件,适应各类职业以及社交场景;随着信息无障碍应用的普及,更多的视障人士开始走出家门,做程序员、培训师、客服、写手、淘宝店主……

但是,在回顾马寅青提供的“女性样本”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个体的特殊性,包括她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这种特殊性。

首先,马寅青成长在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大城市,一路就读盲校并考入大学,接触到话剧社这一“伊甸园”,发掘了自己的热爱;其次,父母给予了足够的关怀,让她不至于被家里长辈接回乡下,自生自灭;最后,她的事业发展在一个对残障人群有着充足保障的地区,让她创业的时候,可以放开手脚……

我们不难发现,从以上条件辐射出的,是教育、家庭以及社会三方面的助力,它们足以帮助任何一名视障人士——不仅仅是女性群体,成为一个具体的、无差别的人。

如果说,教育的发展在于国家,家庭的关怀在于父母,那么社会的帮扶,则切切实实地落在了企业与个体的肩头。

在蔡聪十多年倡导和保障残障群体权益的事业里,他以视障群体一员的身份,观察到了许多视障人士因无法跨越生理障碍而选择逃避社会的原因:许多主观避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环境中许多看似中立但实际上欠考虑的设计和规则。

一个真正理想化的社会,更应该关注的,往往不是那群在前面走得最快的人,而是走在后面、需要被拉一把的人。不论是出于主观还是被动的原因,当下社会掌握话语权的开发和设计者,几乎都来自于非残障人群,很难切身体会残障群体的真正需求,或者是想当然地予以他们标签化的想象。究其根本,是当下的个人,以及由这些个人组成的企业,并没有得到正确引导,应该怎么正常“看待”及“对待”残障同胞。

想要迈向理想化社会的第一步,是学会平等地看待他们,正视他们作为人的各种理所应当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娱乐、出行、餐饮还有性爱的各类需求。为残障群体做出改变的一小步,也是人类迈进理想社会的一大步。

2022年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杰士邦零感超薄系列安全套对产品包装进行了全面焕新升级,在新包装上增添了盲文标识,系列内的各个产品背面都有对应不同含义的盲文字符。

在安全套产品的无障碍设计上,看似简单的盲文印刻,却用了整整五年。每年,杰士邦都会召集全球各地分公司的产品人围绕产品优化主题开展头脑风暴。2018年,杰士邦中国团队提出了在包装上添加盲文设计的创意,并获得通过。

参与该项目的员工一边自学盲文,一边邀请专业人士翻译“超薄”“超润”“玻尿酸”等产品常用词,并邀约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视障人士参与随机测试。

解决了翻译问题,印刷工艺也是极大的挑战。盲文在排版上对空间要求较高,而且要严格按照《GBT37105-2018包装药品包装上的盲文》等标准,更要考虑各种触摸条件下的可读性,杰士邦经过多次的印刷、测试,最终确保了盲文凸起的清晰、明显。

这是两性健康行业在无障碍设计上的全新尝试,杰士邦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也绝不会是唯一的一步。

杰士邦相信,爱是所有人类最自然、最基础的情感,无论身处光明还是黑暗,都向往被尊重、被爱,同时也希望,任何社会个体都能享受到健康安全的亲密体验。未来,杰士邦计划在所有安全套产品包装上添加盲文标识,也将继续在为更广大的群体提供更好的产品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

(文中金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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