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翻译家杨武能:“自满自足,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大家把我比作傅雷,我感到很荣幸。但我要说,我不是傅雷,也成不了傅雷,我是巴蜀译翁,我要超过傅雷。”

歌德几乎成了杨武能人生的重要参照系,他一以贯之的翻译信条是,只译经典,歌德是中心的中心。

(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19日《南方周末》)

年过八旬后,杨武能开始使用笔名“巴蜀译翁”。比起外界称呼的翻译家,他更青睐这个笔名,其中蕴含着他的故园情怀。 (受访者供图/图)

迈进人生的第83个年头,翻译家杨武能的视力日渐退化了。他的阵地从纸张退到电脑屏幕,“现在电脑都不行了”,媒体发来的采访函,得在电脑上把字体放得很大。干了六十多年的翻译暂时搁置在一边,“要翻的我都翻了”,那些觉得不错、没有去翻的,都交予后来人。

这位1930年代出生的资深译者和多数同辈人共享着类似的命运起伏:经历过解放前的混乱与动荡、动乱时期的苦闷与沉寂,又在“文革”后迎来译作与雄心的迅速爆发。他几乎一生都保持着作为译者的“骄傲”——只翻译德语文学里的经典,只关注最一流的作家。

《浮士德》《魔山》足够难、有挑战性,也足够经典。别人介绍他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译者,他会不高兴。“《维特》只是一本小册子而已。”助理曾听他如此评价。

“《浮士德》才写透了人的一生。”德国文学重视哲理与思辨,常把一个人的精神一劈两半,因而有了《浮士德》里浮士德与靡非斯托的对立。他翻译的另一部小说,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同样把人划成两个极端。纳尔齐斯代表理性、学者型的“父性的人”,歌尔德蒙则是感性的、艺术家型的“母性的人”。

捕捉杨武能身上纳尔齐斯的一面,并不难,与他不甚相熟的学人形容他“讷于言”“待人接物态度谦和”。女儿杨悦也说,父亲某些层面必然是理性的——能翻译完《浮士德》这本大书的人,怎么会不理性呢?但总体上看,他是个性情中人,一个歌尔德蒙那样的人。在2022年年初播出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里,这位走路略有蹒跚的翻译家,面对镜头,脸上流露出某种率真,他说,走路就是要听摇滚,不然走起来没劲儿。

他的舟楫曾从长江渡划到德国的莱茵河畔,人生过河入林,如今重新汇流到重庆渝中区的这间房子里。2015年,夫人王荫祺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女儿们远在德国,日常起居交由生活助理龚阿姨照料。

年轻时,他对远方充满了思念——用德语讲,是“Fernweh(对远方的渴慕)”很强的那种人,在学校里,唱的是苏联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现在,健康和睡眠成为需要打交道的新对象。一年两次的家庭音乐会上,保留曲目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多么幽静的晚上。”回忆年轻时的心境,他说,曾经“对名利看得很重”,现在却是“皆已淡泊了”。

歌德的《浮士德》从二十来岁写到八十来岁,像个隐喻,他二十来岁冲上译坛,如今也正到了搁笔的时候。对于《浮士德》一种流行的理解是,这部诗剧讲的尽是人生的悲剧——通常情况下,人一旦有了金钱、权力、知识,走到其中一步就不再往上走了。但浮士德不是,他选择继续走下去,“最终得出结论,要为全人类,为广大的人造福。”

杨武能也到了该考虑下一步的时候。83岁这年,他给自己的身体设下要求:深睡眠一个多小时,步行4000步。凌晨三四点钟,他准时醒来。“想睡,睡不着了”。多出来的时间,他拿来想白天两三天都想不明白的事。

他最近想的是自己的译翁书院该如何建设。不久前,中新社的记者来采访,问他中西文化交流的下一个高潮何时到来。这位曾经不太重视理论的翻译家突然转变了思路,学术或许“可以发挥(比翻译)更大的作用”。他不再把精力分给翻译了。早上起来,他听康震讲一会苏轼,为之后的讲座做准备。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到访时,杨武能说,对于翻译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多谈,然后专心地讲解起译翁书院的宏愿。他计划在这间西学书院里,讲授他的歌德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他的头发几已全白,语速带着老者特有的温吞。但谈起书院的计划,很快又切换成高昂的调门。回顾过往人生,杨武能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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