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与“风”:公益数字化变革进行时

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18%。

通过体系化的平台,把善意连接成一张流动的、数字化的网络,让每个人的公益理念、责任感凝聚起来。

“背着一书包的钱,特别紧张。”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闫达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银行排着长队,但接待员当众说明他的来意后,人们纷纷为他让路,主动让他“插队”。

“插队”的原因很简单,这些钱计划用于援助汶川地震灾区。

“每一笔捐赠投入捐款箱,周围至少需要三位同学协同,分别负责数钱、转交、记账,互相监督。”在闫达的回忆中,这样谨慎的态度贯穿始终。

汇总清点箱子里的善款时,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要穿着短袖上衣、戴着透明手套,全程录制视频。“100的扎在一起,50的扎在一起,零钱扎在一起……”8个人,足足数了一整个下午。

不只是闫达所在的学校,“5·12大地震”发生后,源于最朴素“人道主义”精神的民间公益“野蛮生长”,学校、社区、工厂等纷纷立起募捐箱。

“募了二十多万,捐建了教室和一些物资。”这是闫达人生中第一次与公益近距离接触,当然,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公益。

捐赠的变革

14年过去,闫达成为一名公益从业者。回顾这些年公益行业的发展,他颇为感叹:“现在变化太大了,特别是互联网的加持,改变了公益生态。”

汶川地震时期,从募捐到最终捐赠完毕,整个过程受技术限制,往往十分复杂。不仅仅是通过募捐箱逐一接收善款、人工清点募款额,闫达与同学“护送”高额的现金来到银行后,还需要将“捐款”这一动作分为两步:存钱和转账,填写两张表单,进行两套手续。

那如今变化在哪些地方?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在互联网公益峰会中致辞

在2022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以下简称“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披露了一组数据: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18%。

他表示,伴随着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公众参与慈善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得到了极大提高。

从2016年至今,民政部累计指定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32家。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推动下,诸多公益项目上线公募平台,公众一键便能使用微信、支付宝等进行捐赠。这在当年的闫达脑海中,“与遨游太空毫无差别”。

依托互联网进行的募捐,不但实现了“一键捐赠”,且捐赠即留痕。例如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点入每一个项目的详情页面都会找到这样的承诺:“本项目的捐款记录已被区块链永久保护。”

“互联网时代为慈善透明度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王爱文也提及这一点,“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使每一分慈善捐赠都有迹可循,有据可查。”

显然,互联网为公益带来新的生机。即便是民间公益活动,同样因为有线上捐赠通道及数据统计工具而变得高效。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组委会主席郭凯天看来,“数字技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行善的成本,提高了公益效能。”

转账500元,对面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微信用户,但赵京做这个决定时毫不犹豫,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榆树市实验中学毕业生。

2022年3月,吉林疫情愈演愈烈,数百人的榆树市实验中学北京校友群不断弹出消息,群里有上世纪90年代毕业的“老学长”,也有如赵京一般工作不久的“小年轻”,不少人都想为被封控的母校尽一份心力。

一场由校友自发组织的、直接针对榆树市实验中学的内部募捐活动便由此展开。

在他们为此单独新建的微信群里,有一份在线文档。每位捐赠人“转账”完毕后都需要在文档内更新自己的捐赠信息,并附一段寄语。同时,负责“收款”的校友也会实时统计累计筹款额,届时只需将两份文档对照,相符即可。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很快,赵京的寄语和捐款所购得的物资,都由留在老家的校友送到榆树市实验中学,全程每一次进展都会在校友群中分享和讨论。

“因为是自发组织的,也没去找某一个公益项目,所以其实手段很原始,”赵京总结道,“但因为能直接在网上转账,还有在线文档协调,肯定是比以前方便了很多。”

闫达认为,这是最基础、最明显、也最广泛的改变,互联网为公益带来了无限可能。

发展与演进

“数字公益,不仅只有捐款箱。”在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斯坦福大学慈善与社会创新中心数字社会创新实验室主任Lucy Bernholz明确提出此观点。

对闫达来说,互联网带来的不只是捐赠工具的变化,也推动了公益形态的转变。数字技术的应用普及,使公益能够有多种途径、多种层次的安排,打破传统“捐款捐物”的局限。

“公益从业者始终都有一个‘任务’:点燃更多人捐赠的热情,”他和他的同事们都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捐赠痕迹,被“镌刻”在互联网的深处。

如何催生更多捐赠行为,闫达对互联网发展至今的多个新尝试表达了“偏爱”:在“微公益”上捐“积分”、在蚂蚁森林上捐“能量”、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捐“小红花”。这些“都是对‘公益’外延的一种拓展”。 

武大靖在2022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分享金墩墩拍卖经历

“有了线上公益平台,更多人得以了解和参与公益,”以捐赠人身份参加互联网公益峰会的中国男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表示。

以腾讯公益平台为例,打开平台主页,便可看到“每日益答”和“运动捐步”栏目。

“每日益答”每天都会更新一道公益相关的问题,用户答题正确即可获得小红花,同时也会了解到一个公益知识。“进食哪类食品过多容易患近视呢?”这是5月16日的问题,截至当天24时,已有485598人完成答题。

在“运动捐步”板块,微信用户行走的步数满足一定门槛,即可兑换由企业提供的公益金,并捐赠至特定公益项目。

用户获得的小红花可以为公益项目配捐或兑换公益周边福利,答题、捐步、捐款,都可以获得小红花,在520、99公益日等重要节点,“腾讯公益”还会联动多线产品,开拓小红花获取途径。

捐步总数98457步、获得小红花138朵,闫达时常查阅自己的记录。“这种公益融入了生活,随手一个举动就能帮助他人,何乐而不为?”

“其实,捐一朵小红花也是捐。”2022年初,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接受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访谈时认为,如果将募捐形式固化在捐款一事上,反倒有些“画地为牢”。

根据腾讯的公开披露:2021年全年,共有1.5亿次爱心网友在该平台上捐出善款54.46亿元,而用户收集的小红花数量总和为4.6亿朵,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腾讯公益平台近一年的数据显示,平台用户捐步达8967万人次,累计捐出13319亿步。其中最高个人捐步近7023万步,“以正常成年人步幅计算,这位爱心网友共为爱跑出了46819公里,相当于1109个马拉松,比绕赤道一周还多了6743公里。”

除捐步、捐小红花之外,赵京所用到的在线文档,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2021年7月,河南籍学生“Manto”和同学创建《待救援人员信息》在线表格,24小时内更新超过270版,创下250余万次访问量。

所需物资、事件陈述、地点、紧急情况、联系方式……文档内栏目清晰,信息全面。2022年上海疫情暴发后,仍然有许多在线求助文档“流转”在上海市民的手机中。

全球最大技术公益“云展馆”开馆,近百个项目亮成果

在互联网公益峰会的技术公益云展馆上,基于在线文档在救援中提供的高效助力,“腾讯文档‘科技向善’创新实践”项目被展示出来,并被打上“可持续”“促平等”“无障碍”的标签。

技术带来的公益创新,正是此次互联网公益峰会讨论的重点内容。峰会本身也积极进行数字化公益尝试,通过线上预约门票和数字藏品所节省的“碳排放量”,将换算成相应金额捐赠给相关公益项目。

显见的是,互联网的“新意”,已经“渗透”至许多项目中,创造“新益”。赵京也感叹于变化进行的剧烈程度,“就像发生了核反应,突然实现了这么大的突破。”

林郑月娥为2022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题辞

“联众有道,惠民无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互联网公益的评价,从她为此次互联网公益峰会的题辞中可见一斑。

数字化探索

闫达的手机中收藏着一张动图:一只幼年雪豹从左上方歪下头来,凑在镜头前,用前爪似拍似划地“打了个招呼”。

如此珍贵的画面,是“守护高山精灵雪豹”项目“安插”在高山上的红外相机拍摄的。

不仅是红外相机,“守护高山精灵雪豹”已打造集AI识别、数据上云、模型搭建等功能于一体的首个数字化工具箱。通过AI技术对雪豹进行数据捕捉,精准分辨不同品种的雪豹,甚至能够将数据提供给专家,让其得以利用数据分析雪豹的生物链。

这并非个例,在公益项目中融入数字技术,甚至以互联网环境为背景设计公益项目,已成为公益行业跨界创新的探索方向。

“透过互联网公益、慈善,我们看到了技术的推动、平台的推动。”在2021年第二届筑梦者公益大会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分享道。

无限符号代表“可持续”,加号代表“更健康”,减号代表“减碳排”……用数学符号串联起展览涵盖的项目内容,用小程序代替线下展馆,互联网公益峰会通过创新性、数字化的行动,传达“数字公益”的主题。

17家行业代表在峰会上发出倡议,呼吁全社会共同行动,拥抱技术公益,引领社会创新

会上,腾讯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17家公益机构和组织,共同发布了“拥抱技术公益,引领社会创新”联合行动倡议。更何况,本届互联网公益峰会共设9场分论坛,其中有4场以“数字化创新”相关关键词为主题。

“借助数字技术,慈善项目、慈善服务打破了行业界限,突破了地域限制,极大提升了慈善活动的效能和社会影响力。”在互联网公益峰会上的致辞中,王爱文也十分认可数字技术的“赋能”。

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垃圾地图”中公众随手拍地图画面

进入“技术公益云展馆”小程序,闫达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项目,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共同发起的“垃圾地图”是其中之一。

从获取海量公众随手拍数据,到开发垃圾分类指数,“垃圾地图”便是借助互联网以及大数据分析,最终实现协助城市、社区落实垃圾分类政策的目的。

据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介绍,垃圾地图项目将数字化与社区结合,能够实现两相赋能,已至少帮助全国超过25000个小区的居民提升垃圾分类意识。

在今年的互联网公益峰会中,一个现象得到一些业内人士的关注: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文物古迹保护等多个议题也逐渐被更多公众所认知。在峰会展示的近100个技术公益项目中,超过半成聚焦于生态环保及文化遗产领域。

 “以技术公益之名,守护地球生态”,世界经济论坛热带雨林及生态文明项目大中华区总负责人朱春全在峰会上围绕技术、生态两大关键词进行了分享。正如葛燄所说,“技术没有国界。”

不仅仅是国界,技术在公益领域所打破的,还有思考的界限。

董湘曾在手机上亲眼见到喜峰口长城西潘家口段的三维彩色模型,那是利用无人机搭载摄影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再结合卫星数据、激光扫描技术等,对长城本体及其沿线环境进行的勘察测绘。

她对此惊叹连连:“原来的样子、每一期修缮之后的样子、现在的样子,都有,并且能够精确到每一块砖。”

全面且精准的数字模型,是为了更科学地进行保护。“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项目从2016年开展伊始,便不断寻找创新路径,最终成为互联网公益峰会展示在“技术公益云展馆”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联动与兼容

创新不止于此,透过“保护长城,加我一个”等多个项目,诸多公益从业者试图迈出商业与公益结合的一步。

“商业逻辑和公益逻辑并不是对立的,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将两者结合起来,有利于让社会价值创新真正地可持续,”腾讯公司副总裁杨健在互联网公益慈善与数字减贫论坛上提出,“也就是一辈子做好事。”

对于游戏爱好者杨落而言,感知最深刻的是“王者荣耀”在99公益日期间推出“保护长城,峡谷益起来”活动。玩家参与活动便可获得“长城保护礼包”,通过做“爱心任务”,则能解锁长城保护拼图,领取专属小红花,以此兑换道具。

与“公益”接触不多的她,就是从游戏中了解到保护长城的公益项目:“游戏英雄中有一个长城守卫军团队。”

中国互联网公益观察报告(2020-2021)显示,在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的研究案例中,越来越多的游戏场景开始与公益相结合。

在第二届筑梦者公益大会上,腾讯基金会灾害救助项目负责人曹帆认为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都正在走出单纯捐钱的路径,“大家都在说除了捐钱之外,还要捐解决方案、捐产品、链接志愿者,所有有能力的公司,都在做这件事情。”

腾讯天籁行动海报

腾讯的“天籁行动”、美团的“青山公益”、OPPO的“千人千屏”……许多科技公司所做的项目都在互联网公益峰会有所展示。

2020年底,闫达现场见证了一节跨越四百多公里的课堂。

远在成都七中的老师通过“希沃白板”,给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中心校的学生讲解英语音标,标准的发音从省会沿着网络传至大山深处。

这是希沃“千里课堂”公益项目中的一个模块,该项目从硬件设备、软件资源、教师成长、学校帮扶机制建设等多方面入手,基于企业优势和产品特性,探索一条助力乡村教育发展的路径。

“不是否认线下课堂的必要性,但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远程教学确实可以解决一些乡村教育面临的难题。”闫达如此评价“千里课堂”的价值。

从“新环境下,社会组织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到“数字共建,公益流深”“数字有新益”,纵观历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的主题可以发现,公益行业对于数字化能力升级和共建的诉求越来越清晰。

葛燄曾表示,她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构来和互联网实现共建,如此,公益将不再是一个边缘性行业,而可以成为一种创投的集聚点。

“通过体系化的平台,可以把善意连接成一张流动的、数字化的网络,让每个人的公益理念、责任感凝聚起来,”郭凯天则在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这样说。

不仅是互联网公司,在互联网公益峰会以“企业‘益体化’的探索与实践”为主题的分享会上,转转、安踏、笑果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企业都参与了交流,探讨商业与公益的“兼容性”。

 “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左右逢源,殊途同归。”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早在2018年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后来还曾为公益商业化提出“16字箴言”:公益破圈,跨界融合,商业向善,凝聚融合。

商业与公益如何相互“靠拢”?

“慈善事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密切相关,既需要持续不断的经济积累,也需要绵绵用力的道德涵养”,正如王爱文在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所言,应当“为慈善事业发展营造理性包容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闫达系化名)

网络编辑:鸣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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