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塔可夫斯基才相信伟大的电影艺术真的存在丨对话电影学者王垚

大家爱老塔,这是特别典型的移情:在苏联体系下面能拍成这样?老塔电影是艺术啊。他(经历)那么多磨难,是一个理想人格的投射。

我们评价导演的标准里,首先视听得很厉害,能表达你的主题;然后你的主题得足够高级,或者你有一个特别新的角度,能开掘出来前人没有写到的。老塔这些方面都具备。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1983年,塔可夫斯基与法国导演罗伯特·布列松并列获得戛纳最佳导演奖  图/视觉中国

4月初,中国电影资料馆《压路机和小提琴》放映完,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导师、学者王垚在映后讲座的第一句话是:“我突然明白了一个细节,《地球最后的夜晚》里李鸿其为什么要吃苹果?”

2022年4月4日是塔可夫斯基90周年诞辰纪念日。中国电影资料馆为纪念这位被中国影迷中亲切地称为“老塔”的电影大师,展出了他的五部长片作品和一部短片作品——3月底一经开票,很快全部售罄,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此外,还特别安排了一部由他儿子执导的纪录片《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中祈祷》(2019),并在《潜行者》之后紧接着放映了毕赣导演的致敬作品《路边野餐》。

▲《压路机和小提琴》 (1961)

王垚研究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电影十余年,曾发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之神”与雕刻时光的神话》等文章。他在讲座中介绍,老塔和中国发生关系最早在1960年代,《伊万的童年》被以“内参片”的方式译介到中国电影界。包括此片在内的“解冻电影”(指1953-1958年的苏联,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有个人风格、人性光芒的电影佳作,如《雁南飞》《士兵之歌》《第四十一个》等)对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老塔的作品下一次来中国是上世纪80年代,《牺牲》和《安德烈·卢布廖夫》分别有过一轮放映。

1993年,台湾电影爱好者庄崧冽(庄仔)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将台版书《雕刻时光》带来大陆(塔可夫斯基在这本书里首度详谈了其作品的创作灵感、拍摄故事,并严肃探讨了电影创作的观念;该书俄语原名直译为“捕捉时间”,台版译者从英译本转译,将“Sculpturing in time”译作“雕刻时光”),这是大陆影迷解读老塔的第一本参考书,被电影学院师生翻印传阅。1997年,庄仔又开设了同名咖啡馆,加上90年代录像带、VCD等音像制品的流通,“雕刻时光”带着小资文化的标签,让老塔的名声广为传播。

也是受台版翻译影响,21世纪后,老塔的官方中文译名从“塔尔科夫斯基”变成了“塔可夫斯基”。

“老塔的电影,要先看,再理解。”王垚说。在和本刊记者的对话里,他谈到了塔可夫斯基在中文迷影圈地位的形成、对中国电影创作者的引领作用,以及他在中国成为“文化英雄”的原因。

对了,回到苹果,那是塔可夫斯基电影里反复出现的元素。塔可夫斯基的父亲曾在诗歌中这样写,“我朗读着刚刚写下的诗篇/仿佛听到圆润的苹果发出的圆润语言。”

“塔可夫斯基谱系”

南方人物周刊:讲座里你提到《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其实和《伊万的童年》有相似性,但前者和后者的一个区别是,潘冬子、小兵张嘎不会做梦。

王垚:《伊万的童年》拍完第二年就翻译进来了,在当时和《雁南飞》 《士兵之歌》一般搁在一起批判:它们的共同问题是“战争残酷论、资产阶级人性论”。

崔永元在《电影传奇》中做了考证,导演陈怀皑在电影评述文章中也曾证实,《小兵张嘎》其实就是为了批判《伊万的童年》,我们电影界得自个儿拍一部,告诉你战争中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得乐观。其实在我看来,到《闪闪的红星》还是这个脉络上的。

为什么我们的片子不做梦?当时的语境中,做梦是意识流,意识流就是现代派,西方现代派都是腐朽的,腐朽的不是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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