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方村庄的土地流转史:从“不愿种”到“想多种”

2019年,柴家村开始实行第二轮土地流转。参与竞标的9人当中,包括柴象鲁在内,60岁以上的有2人,50岁到60岁之间的“50后”有6人。

柴树旺先后与三个原承包户喊价,其中两块地的承包费均抬高了100多斤玉米。有一个承包户当场就急了,质问他“还让不让人种?””碍于情面,柴树旺没再往下喊。

除了玉米之外,小麦价格也开始上涨。柴象鲁发现一个反常现象:陈麦竟然卖到1.70元一斤,而往年由于粮农、粮商要清库存,陈麦价格只降不升。

(本文首发于2022年6月16日《南方周末》)

(农健/图)

2022年2月下旬,一条爆炸性新闻在山东省邹平市明集镇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之间传开——同属明集镇的牛官村,在刚结束的第二轮土地流转竞标中,承包费最高被“拱”到每亩500斤小麦+1000斤玉米。以目前的粮食价格折算,每亩约合2100元。这是一个让人咋舌的价格,比该镇最早实行土地流转的柴家村高出将近一半。

尽管认为此价格过高,但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承认,随着粮价上涨,近几年“包地”越来越“有账算了”。

“你一喊就是一千多,我还咋喊”

1980年代初,柴家村效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做法,将全村土地分到各户,实行俗称“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在初期曾极大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经营模式,逐渐显现出弊端。将土地二次承包,让少数种田能手进行规模化耕种,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之路。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农村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中国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由此启动。

2014年,柴家村在全镇率先推行土地流转,通过“二次承包”,全村99%的耕地流转到11个种粮大户手中经营。

当时,全村只有两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柴象河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没将土地流转,是因为自家的承包地分在了地边上,实际亩数比纸面亩数要多,再加上他自己又开了一些地,如果参加土地流转,只能按纸面亩数分得承包费,就显得不划算。另一户的情况也是如此。

实际上,早在2014年那次大规模土地流转之前,在柴家村,村民之间就已经自发进行土地流转。当时的背景是,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到当地工厂上班,相比之下,种粮收益较低,越来越多的村民把地交给其他村民代种。

柴象鲁在本村“包地”已有20年历史,起初交给他种的,多是乡村教师等有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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