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还有很多章要写

《远游的诗神》 《美国现代诗选》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这些开小差的事构筑了他的快乐,包括 《沙漠与沙》。

可是他摆摆手:“这种快乐本身只是一种小得意,没什么意思。做学问本身是很苦的,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捷径就是你瞄准一个方向,不要舍弃。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两三件事。我写小说一两个月就结束了,从此就不写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赵毅衡 学者、翻译家,生于1943年。1988年起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聘资深讲席。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 《远游的诗神》 《苦恼的叙述者》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广义叙述学》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 等,出版小说集 《沙漠与沙》。

瞄准

5月的下午天气阴沉沉,但紫外线强烈,典型的盆地平原气候。学者赵毅衡发来了消息:请打电话,请打电话。我们这才拨过去,被保安放进小区,他已经跑下楼来迎接,眉毛头发花白,穿着一件蓝色长袖衬衫。

他住在任教的四川大学附近,足够高的楼层,望出去能看到府河、九眼桥和四川大学,他在这里住了17年,17年里做了两件事:写符号学,教符号学——一门知名度没那么高,寄生于其他学科的学科。

他却是花了多年才来到这一领域。1978年,赵毅衡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学习莎士比亚期间,因导师点拨转向形式理论。刚毕业就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美国做研究,接着考入伯克利大学念比较文学博士,热衷于新批评。1980年代,又从结构主义步入后结构主义,得一大悟——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也就是说,“文学的意义组织方式并不停止于文本形式,形式是由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制约的。”由此形成他的批评立场:从形式探视文化,探究意义在什么条件下生成,在什么条件下被诠释。

而贯穿一生的形式论研究最终通向了集大成的符号学。

“符号学常常被看作文科中的数学。”赵毅衡将符号学视作对普遍思维规律的思索,同时坚持符号承载意义,万物皆有符号属性,衬衫、现代住宅、书架上的书、府河、大学,乃至学者的思想本身,人通过使用和解释这些符号认知世界和自身,构筑意义。而人的思想实为符号的“终端屏幕”,世界通过它才“有了意义”,也就是说,“由于使用符号,我们成为我们理解中的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看来,赵毅衡的大半生好像全应了老师卞之琳1979年那个傍晚对他说的那句话:我看你发表的几篇莎学论文,太注重讲理,恐怕你就适合做理论:从新批评做起,一个个学派,一直做到结构主义,做到符号学。

或许他确实对一些人事物有发自内心的忠诚。

2002年,赵毅衡从伦敦大学回国,以外教身份进入四川大学,每次去邮局取汇款或包裹,工作人员都看着他的外国护照和中国面孔犯难,他又不得不跑去学校办手续证明“ZHAOYIHENG”即“赵毅衡”,即他本人,“这事情弄得我非常尴尬。”繁琐事务也有回报:学校允许他只教授符号学,“我在伦敦大学负责的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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