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硕士进职校,看见“差生”标签背后的故事

对于我的研究,校领导都觉得无所谓,他们希望我的身份能带来一些光环,也特别配合我,给了我很多空间去观察真实的职校生活。

我印象深刻的一门法律课,前半部分的教学内容是道德和礼仪,后面才是更有实用性的劳动法内容,但直到学期快结束,老师还没念完教材开头。

很多家长可能会天然地把抚平创伤的重任交给学校,希望孩子能够在这里获得新生。但职业教育承担不了这么重的责任。

2022年4月19日,武汉市某职校,一名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在实训。 (视觉中国/图)

在江西一个县城郊外的职业高中,清华大学研究生汪子津度过了半年时间的田野调查。

半年经历说不上多成功,到最后,她也没能真的融入一群十多岁的职校生。有一次,她走在校园里,一名男生想和她搭话,还没开口,周围同学就泼来冷水:“她不会理你的,人家是清华的,我们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2020年7月开始的这项田野观察,汪子津试图弄明白这个问题,也试图找到关于职校生的刻板印象的由来。

那是一所创办五十多年的县域民办职高,省级示范性学校和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普通中部职业学校的代表。

更重要的或许是,汪子津自己就是从县城考出来的学生。从小到大,她沿着普通教育设置的道路一路向上,考上985大学,而后又到清华读研。但她几乎从未了解过职校,以及传说中的“差生”们。

与职校生一起生活、学习,同吃同住半年后,汪子津将这段调研经历写成一篇长篇硕士论文《成为职校学生》。这次调研也影响了她的就业选择,硕士毕业后,汪子津如今在一个公益组织工作,延续着对职校生群体的观察和关心。

在她的观察里,学生上职校的原因很多,不只是“成绩差”。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都是他们走进职校的原因。2022年4月,汪子津参与主持的一期播客节目中,一位男生开始思考自身的困境。从高中升入大专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认为“垃圾”。直到接触了心理学家阿德勒和哲学家尼采的书,这位男生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信心。“差生”的刻板形象背后常常被忽视的是,他们也是脆弱的未成年人,有人甚至满身伤痕。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有观点认为,新法出台意味着“普职分流”将被取消,教育部很快回应,“这其实是误读、误解”,仍要实行“普职协调发展”。

很多人都提出过取消分流的建议。近距离接触职校生之后,汪子津的观点是,“取消分流”只是看起来让所有学生都变成了某种统一体,实质上是用某种手段掩盖其中差异。

汪子津相信,去除偏见,正面面对并解决职校生的职业和情绪问题,是更本质的办法。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和汪子津的对话。

关于职校的两本书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职业教育产生了研究兴趣?

汪子津:本科和研究生中很长的阶段,我都在关注工人待遇和农村教育问题,并没有专门去了解职校学生。现在回头想,很多工人其实都是从职校走出的,只是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

第一次有意识地去找职校学生做研究是在2020年。我和朋友做了一个与线上教学相关的调研,遇到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学生,当时他在重庆念职高。那位学生跟我聊了自己的生活,还有他对未来的计划和想法。跟他聊完之后,我很想再多去了解他们,了解职校生们为什么会去念职校,他们在学校经历了什么,以及未来会怎么样。

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第一本是《谁念职校》,一篇博士论文。研究是2006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中等职业学校里完成的,读完我才知道念职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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