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昌耀:怀着对美与善的盟誓

改革开放后,昌耀给自己设计了一张名片,姓名下方的职务职称栏,他打了一长串:“男子·百姓·行脚僧·诗人”

“昌耀是唯一的,而且无从仿效——其精神世界,无人能够仿效;其生活状态,无人愿意仿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雨僧

昌耀,1995年7月  图/蔡征,《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酒杯已朽。我不再擦拭铜壶或礼器。/烛光在窗纸晾干。屋脊不再呜咽如狼。/书稿摊开撒满废字。是鱼目刺痛眼珠。……/一切平静。一切还会照样平静。/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极地民居》,1990年)

2000年3月23日清晨,时年65岁的昌耀,在肺癌病痛磨折中艰难地移步医院阳台,朝着窗外满目曙光纵身一跃……10年前写下的诗句,竟一语成谶。

1996年3月23日这天,昌耀曾对着窗外新鲜纯洁的春雪,写了些欣亮的句子:“从启开的窗口呼吸,骋目雪原的体香,相对于枯干涩燥的昨日,以及昨日之前更加久远的隐含了期待的日子,滋润的蠕动感已深入到每一关节的软骨和隆起的滑膜层,既是人体的,也是万象万物被滋润、被膨起的感受。复活的意识如此常思常新。”(《从启开的窗口骋目雪原》)

许多年过去了,昌耀在他那些常读常新的诗句中一次又一次“复活”。人们扪摸辨识他慧思独运的诗章,字符与字符、血珠与泪滴,交相辉映、排比嚎呼,其吟咏、倾诉、喧哗的情态,已成为诗人生命样式的独有见证。

近三年,关于昌耀生平及其诗作的研究资料又相继浮出水面。2020年,纪念昌耀逝世20周年的《高车——昌耀诗歌图典》,除了收录昌耀书写西部风情的近70首诗歌,影印公布了两百余幅鲜见的昌耀手迹、书信、照片等珍贵资料;2022年初《昌耀年谱》面世,作者张颖对诗人苦寒的一生及生命中的波澜、种种境遇下的创作,作了系统、客观的梳理,极具史料价值;2022年3月,《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出版,作者马钧以独到笔法精析昌耀诗文,并在书中收录了《昌耀诗文总集》中未收入的十多篇重要资料,公布了昌耀部分不为人知的摄影创作。

昌耀摄影作品  图/《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昌耀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说极端些,就是一流,没有之一。现在诗坛很多流派,但无论哪一派,都对昌耀百分百五体投地。”说这些时,诗人肖黛的语气是坚定的,她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忆:“当年我在青海,内地诗人去见昌耀就是朝圣,这些人现在都是诗坛中坚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坐着硬座跑到青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怀着膜拜的心情去见昌耀。直到今天,即便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昌耀的作品仍是独一无二的,等级上位列一流,没人对他的作品有异议,只有研究他的份,昌耀现在还像座山一样,就是当年韩作荣讲的‘巨灵’。”

尽管生于南方,某种程度上讲,昌耀却是个真正的“西部诗人”。

《高车》《荒甸》《莽原》《戈壁纪事》《旷原之野》《达坂雪霁远眺》《腾格里沙漠的树》《青藏高原的形体》《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他的诗作中,许多篇名已有明显的西域特色;由他本人生前编定的《昌耀诗文总集》,所收作品上自1955年,下至他离世前的2000年3月,所有诗文都是他在青海的创作,是他以45年青春韶华和生命苦难与西部高原相互砥砺的见证。

早在1957年,年仅21岁的昌耀就以短短8行的《高车》显示了他的天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西部是昌耀心中的圣域。艺术家在自己所神往的空间中描绘圣境,铸就自己的艺术语言,昌耀就在高山、激流、荒甸、大漠中塑造和完成了他的“西部放歌”,在他的诗笔之下,冷峻、犷悍、棱角锋锐粗粝的西部莽原凸显崛起在我们面前,他所形绘的西部令人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惊诧。

燎原在昌耀临终时受托,为其《总集》作序。他在《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中评议,“昌耀的确太庞杂,太丰富,也太深奥,在他以青藏高原的方式堆垒的诗歌大块中,含纳着地质史般博杂的造化与生命的信息,以及灵魂震颤中从大地上弓起的眩目的极光。这种精神与艺术的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是罕见的。”

燎原之后又撰写了《昌耀评传》,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对故去老友保有深深敬意。“昌耀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如果没有密切交往,大家都觉得他不太好接触,他也不随便跟人闲扯。”

“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一个蓬头的旅行者背负行囊穿行在高迥内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内陆高迥》)

“昌耀不是侃侃而谈的人,他拘谨小心,对人充满戒备,这是他性格的底色。但你看他的诗,又发现他内心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充满了矛盾的情愫。”马钧精研昌耀文字,完成《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忆及昔日交往,他也愈发理解了昌耀,“他一方面渴望结识知己,敞开心扉,一方面,他又远远地躲开人群,与人保持疏离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昌耀曾颇具匠心地给自己设计了一张名片,姓名下方的职务职称栏,他打了一长串:“男子·百姓·行脚僧·诗人”。

有趣的是,这位“诗人中的诗人”将自己的雄性性属放在首位,而把诗人放到末位。马钧指出,这与昌耀的大诗歌主张有关,“他提倡的诗学之美是雄健之美,正如他崇拜惠特曼,惠特曼在诗中几近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男子的雄健之美。诗人首先是带有肉身性质的,有了雄健的身体,其他才能往上附着、提升。昌耀强化他男人的属性,实则是对萎靡、柔弱的世相的不满与批评。”

1960年代在祁连山下被放逐时,昌耀写下名作《良宵》,短小的情诗中,依然体现出他对雄性气质的推崇:“放逐的诗人啊/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是的,全部属于我。/但不要以为我的爱情已生满菌斑,/我从空气摄取养料,经由阳光提取钙质,/我的须髭如同箭毛,/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

“‘放逐’从古至今极易成为诗人命运的魔咒,在其催逼下,诞生了昌耀这位伟力诗人,正如同时期《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中所写:我在沉默中感受了生存的全部壮烈/如果我不是这土地的儿子,将不能/在冥想中同样勾勒出这土地的锋刃。”这是张颖的看法,90后的她读研时就以昌耀诗歌为题,历经数年,整理出版了《昌耀年谱》。“钙质、须髭、箭毛,野蛮生长把人还原到从自然中摄取能量的原始经验。但爱情如夜色羞涩,这个朴素比喻或许代表了昌耀对爱情的质朴期待,甚至是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渴望。”

1997年,昌耀写下《人生四境》:拓荒、生命之水、繁育和司春女神,这与他的“命运之书”确有映照,他是在高原和诗田拓荒耕种的男子,“劳动是生命的冲动,成为匠心独运的艺术”,他一生崇拜司春女神,“爱既是权利,也是美德。”

生命的霜秋之季,经历病痛磨折,不再有健美肉身,爱情亦枯萎时,“投身到土地的怀抱,/它也就安宁了。”(《春雪》),诗人在《踏春去来》中写道:“已经饱受生命之苦乐的芦梗将无惧霜风/而视死如归。只有春天的不幸最可哀矜。”

昌耀摄影作品  图/《时间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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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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