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对这个世界,我依然抱有谨慎的乐观

我想说的是,最根本的文明的冲突,是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所谓的“伊斯兰教”“儒教”“基督教”之间等等的冲突,而“前现代”和“现代”文明的冲突,在所有国家都多多少少存在,所以我说它是“内战”和“巷战”。仅仅以“文明圈”来划分,在当代来说,尤其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概括力越来越下降了,你能观察到非常多的反例。像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撕裂,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撕裂,其实都是同一个文明圈内部的冲突,是文明的“内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雨僧

封面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在《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之前,刘瑜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出版新书了,《可能性的艺术》是她在“看理想”平台制作的一个音频课程的讲稿,前后写作了大半年。而在此之前,这位广受欢迎的比较政治学学者花了五年的时间,投身在另一部学术书稿上,目前还在出版流程中。

人可以不关心政治,却很难脱离政治而存在。“我们不得不试图理解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而且因为政治中有我们命运的源头。水手在大海上航行,努力练习航海技术,掌握气象地理知识,储备粮食物资,殊不知,最能影响这场航行成败安危的,不是水手的智识,而是大海本身的‘脾气’。它波涛汹涌,水手无处可逃;它风平浪静,水手才可能岁月静好。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暴风骤雨。”

新书上市前,刘瑜对她的编辑说,第一不要做太多推广,第二不要印太多量,任何试图成为爆款的尝试,都有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起畅销来说,她宁可要的是长销:细水长流地卖着,被润物细无声地读到,也许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这本书依然在卖,那些隐伏在政治中的理性和观念,并没有因为世易时迁而落伍。她想象这本书的读者,不仅仅是那些“自我选择的群体”——具备一定教育和认知水平、抱有公共关怀的人,她所期望的有更具象的影子:“我写任何面对公众的东西,心目中都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我希望这个书不光大学生可以读,最好县委书记能读懂,乡长也能读得下去,包括一些经商的企业家也愿意去读。”

写一首老妪能解的诗歌是容易的,写一篇适合所有人的政治文章显然要困难得多,并不是尽量把文本写得平易、把说理诉诸常识就能做到。“众所周知,谈论政治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一个政治极化的时代尤其如此。很少有什么事物能像政治那样,激起狂热的爱恨,让陌生人成为同道,让朋友成为敌人……似乎,政治是一切关系、一切道义、一切概念的扭曲场;似乎,政治总是带来错位,理解政治的努力永远造成误解。”

对政治的理解之旅,首先可能就从对误解达成理解这个起点开始。

在今天讨论世界政治,全球化是无法绕过的话题。之前的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欧洲极右势力重新抬头……背后似乎都对应着全球化的退潮。经济全球化给跨国公司打开了巨大的市场和巨额的利润,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但西方国家的蓝领工人,深感自己沦为了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西方蓝领工人眼中,全球化之后,不但许多工作机会流去了其他国家,而且他们花了一两百年斗争换来的工人权益,诸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假补助、医疗保障等等,在全球化面前几乎被抹平。有研究显示,扣除了通货膨胀影响之后,美国蓝领阶层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任何增长,在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他们成为“没有赶上火车的人”。21世纪以来,白人蓝领阶层是美国唯一自杀率显著上升的群体。于是,“这些被经济全球化抛弃的人一气之下动员起来,把右翼政治家选上了台。”

学生时代的刘瑜图/受访者提供

刘瑜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她还是政治系的本科生,教科书上的主流政治观点是:全球化如何戕害了发展中国家。学界流行的理论是“世界体系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世界被分割成“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中心地带”由于贪得无厌,不断从“边缘地带”榨取资源,使之陷入永久贫困。所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本质上都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通过全球化实现翻身。

最初,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发达国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发达国家认为自己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这种观念的180度大转弯,自然会引起刘瑜的研究兴趣。

在全球化这个“连接器”的水位变化中,冷战结束是一个关键节点,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东、西两个阵营的打通,两个大水池连成了一个超级大水池,因此也有学者把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而“超级全球化”也加剧了西方国家的“三难困境”。

2022年3月1日,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参观者体验华为折叠手机图/视觉中国

全球化是不是现代人类无法完成的巴别塔?

南方人物周刊: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提出的“三难困境”,即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在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的竞争,在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则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对此,你的感受如何?

刘瑜:全球化的确把饼做大了,但抢到这块饼的却不是所有的人。资本家阶层当然有理由热爱全球化,之前他们是在一个国家挣钱,现在是在一百多个国家挣钱,本来微软可以卖给3亿人,现在可以卖给70亿人;本来麦当劳在几个国家开店,现在开在一百多个国家,所以资本家肯定欢迎全球化。但是工人阶层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本来是和100万人、1000万人竞争工作,现在却变成了和1亿人、10亿人竞争工作。

瑞士每年召开的达沃斯论坛是著名的全球经济论坛,也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象征,很多人把全球主义者称为“达沃斯人”,来自各个国家的企业家和经济大鳄相见甚欢,谈笑风生,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工人阶层却彼此怨恨,觉得对方抢了自己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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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佳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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