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透明持续关注:“双向奔赴”的“股东人”大会

“一枝独秀”发展为“多点开花”,公益“股东人”大会诞生四个多月后,逐渐内化为互联网公益透明机制的重要构成,其间发生的动态变化令人欣喜。综合来看,这项面向公益透明的创新性尝试,正在为破除公益与公众的壁垒而努力,但未来是否保持持续性和较广泛影响,仍需继续观察。

原定时长1个小时的会议,拖延了15分钟才意犹未尽地结束。

线上会议室里,湖南省龙越和平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龙越公益”)秘书长余浩端坐在镜头前,回应着近300位公益项目“股东”的“诘问”。会议室之外,还有超7万人次通过视频号直播等形式注视着这场会议。

“机构大部分费用都花到了哪里?”“你们靠什么支撑下来的?”“怎么知道哪里有抗战英烈的遗骸?”“用什么方式寻找呢?”在互动区,“股东”纷纷抛出困扰在心中的问题,余浩则负责一一解答。

“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最后的15分钟里,面对仍然不止的提问热情,余浩反复感叹,“想和大家交流久一些,尽可能把问题都回答完。”

双向困境

这次“会面”对余浩和“股东”来说,都是新鲜的尝试。

“向公众筹款在整个公益领域成为大规模、普遍性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很长时间。”恩派公益工作人员李爽解释道,“没有公众性需求的情况下,公益组织更习惯于以向资助方汇报、审计评估的形式考察合规性,没有形成对公众主动披露的意识。”

公益股东人大会环节设置

意识植根于生态。近些年来,公益在互联网的加持下飞速发展,冰桶挑战、小朋友画廊、疫情捐赠等一系列热点事件,不断撬动公众关注。同时,各公募平台积极推动全民参与捐赠与社会实践,公益组织的筹款更加面向公众。

公益生态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引发对内生动能的思考与优化,公开透明的需求被持续放大。

然而,现实表明,从“合规”到“透明”,一方面,诸多主体的“思考”无法做到较好的同步,另一方面,意识的快速转变仍不能改变行动滞后的现实。

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中基透明指数FTI2021报告》显示,根据2021年观测结果,公募基金会FTI均值63.75分,非公募基金会FTI均值56.95分,透明等级获得C及以上级别的基金会共1032家,只占全部观测基金会的42.7%

报告还指出,基金会信息公开主要方式,仍以政府平台公开年度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为主,“被动公开为主,主动公开不足。”

这与202111月发布的“南方周末中国公益品牌榜及观察报告”研究结果相符:上榜基金会在诸多单项分数中,品牌传播得分最低,平均得分43.3分,公益组织向公众公开的形式,多为在慈善中国和官方账号上更新机构年报、执行成果等。

当然,一部分互联网公募平台也对上线其平台的项目提出要求,需定时反馈项目进展。

但在捐赠人赵静祎看来,公益项目通过公募平台发布项目进展,是一种“来自平台的强制性沟通”,而非项目或机构本身的沟通,“机构直接与我们沟通,和平台的沟通还是有区别的。”

“那些公示我是很少看的”,另一位公益“股东”杨落的态度更加鲜明,“因为很多时候,看完了我的疑问也没有解决。”

在各平台、网站上的自主“公示”,可谓提供给公益组织充足的空间,任其“随心所欲”——可以寥寥数语、也可以细致阐述,可以是活动内容简况、也可以是活动执行支出细则,捐赠者无法知晓项目的执行效果,公众对项目产生的疑问更是无处问询。

公众往往处于被告知的角色状态,接收信息也相对比较被动。这样的单向输出,无法弥合公益组织与公众间的信息鸿沟。

“并不是公益行业不愿意去透明”,对此,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认为公益组织面临着现实困境,“只是因为他们缺乏实用的数字化工具,缺乏系统性的公开能力。”

公益组织无法获得与捐赠人常态化、密切性交流的最优解,而捐赠人寻找到公益组织进行提问和沟通更需大费周章,一场理应通畅的“双向奔赴”却陷入了困境。

如此这般,余浩的感叹不难理解:公益“股东人”大会(以下简称“股东人”大会)将每一位参与爱心捐助的网友都视作公益事业的“股东”,可以“对自己捐助的项目行使监督权力、履行推进义务”,让公益组织与“股东”同频,并实时互动,试图在“你问我答”间消弭信息的不对称。

公众合力

“开展股东人大会代表着机构关于透明、关于重视捐赠人需求的一个态度。”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满天星”)创始人梁海光如此看待“股东人”大会的作用,而正是这样的态度,构建了公益组织与现有及潜在捐赠人之间的信任纽带。

2022411日满天星开展第一场“股东人”大会以来,这样的会议已经办有近百场,成为公益行业的新风潮。满天星则已经自行举办了第二场“股东人”大会。

“我们也会在各个城市举办捐赠人读书沙龙、实地探访等,但都是线下的、小众的活动”,梁海光表示,“股东人大会就不一样,即便是2000多人参与,相对我们平时的活动才20人来说,也已经是100倍了。”

在覆盖面更广的“股东人”大会中,公众的“合力”得以显现。在会议上,公益组织往往需要介绍项目进展、披露项目财报、回应公众质疑,交流通道的开放,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底气。监督与质询,是“股东人”大会能够从诸多公开透明方式中脱颖而出的辨识度与生命力。

机构在参与股东人大会后收到的反馈

“不是说做了股东人大会,我们就百分百没问题了”,梁海光表示,“而是说体现我们的态度,就是有问题不要怕,通过和‘股东’的交流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就好了。”

在一次次提问中,公益项目的落脚点和落实度能够不断精进和完善;在一次次解答中,此前公众关于“零成本公益”“公益就该在偏远贫困地区进行”的认知也得以纠偏。

为什么要把公益项目的主阵地放在广东?初步了解满天星后,一个困惑在赵静祎心中久久萦绕。“因为广东在经济上是十分靠前的省份,为什么不去比较偏远的山区呢?”

在满天星第二期“股东人”大会上,她将疑问发在互动区。“我做过这样的努力”,梁海光即时看到后,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无奈,“但是对当地不够了解,做事可能也有些理想化,现实成效和设想不大一样,经过思考,还是决定回到广东。”

回到广东,梁海光自信能够将公益项目发挥到最大效果,也的确较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所想。同时他还提出,许多人忽略的是,广东也有乡村,也有欠发达地区,也有需要公益的地方。

梁海光的回答让赵静祎表示“被戳到”,信任便由此生发。

“好的公益品牌都遵循了公开、透明、自愿原则”,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曾表示,“过去我们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自愿、透明受到了伤害,公众对公益慈善捐赠的信任也在下降。”

2022年8月,“水滴筹筹款中介抽成最高达70%”的消息迅速发酵,关于“将公益做出生意”的质疑纷至沓来。821日,水滴筹发表官方声明称,筹款中介是由部分恶意推广的第三方商业组织运作。

即便如此,平台在审核、监督、公布筹款去向等方面的失职不可否认,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更是难以逆转。

而任何一次涉及公益的负面事件,都会唤起公众的“连锁记忆”,例如2020年疫情期间武汉红十字会风波、20219月初“不要烫伤我的童年”涉嫌套捐等案件被旧事重提,反复鞭挞形成“二次伤害”。层出不穷的负面舆论冲击着本就脆弱的公众信任,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和挽回公众信任最优解便是透明。

“股东人大会无疑是公益透明道路上的一次跨越。”北京市彩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商凝瑶表示,不久前,她也“试水”了一场“股东人”大会。

循坏向上

“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股东人大会帮助到项目的筹款。”

商凝瑶坦言,公益组织通过“股东人”大会向公众展示其透明度时,往往也掺杂着筹款的诉求。

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则认为,让捐赠人的钱真正落到实处、帮助受助人变得更好,是多方共同追求的结果,当公益组织在这一共识中运行,即便出发点不同,最终也能够殊途同归,“只要达到了这个结果,至于是否带有筹款的目的,我觉得不重要。”

对此,梁海光进一步做出解释,通过参与“股东人大会”转化而来的捐赠人,都是较为关注透明公开的一群人,“这些也正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连接的理性捐赠人。”

大象食堂项目的公益五问

透明之下,支持自然发生。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梁海光对“股东人”大会带来的影响感受深刻,提升认知度、增强信任力、扩大筹款效果,他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有超过我们的预期。”

杨落通过腾讯公益视频号参与龙越公益发起的“股东人”大会后,便特意去观察并捐赠了让抗战英魂回家”项目。“以前捐款可能就是一时的情绪抒发,所以钱捐完就不关我的事了”,她表示自己也在发生转变,“现在更多的会关注捐款能不能用在刀刃上。”

或许“股东人”的取名也有此考量——“投资”时总得对项目的抱有些审视和思考。公益组织与“股东”的坦诚互动,“培育”了公众的监督意识,而公众的监督又促进项目良性发展。如此循环向上,才能让“理性公益”呼之欲出。

“之前可能只要看到图书馆建成了、书买了就可以”,赵静祎以满天星的公益图书馆项目为例解释道,“但现在会去考虑孩子们到底有没有读那些书,读了之后有没有培养出阅读兴趣,把关注点放到了孩子身上。”

“股东人”大会作为公益行业对透明化的探索之一,如今诞生仍不足5个月,自然趁着“热乎劲”被视为新风潮。但新鲜感过后,怎样通过会议内容的多层次设计维持公众的热情,怎样吸引公益组织尤其是小型机构加入或坚持,则是公益组织和平台分别需要思考的内容。

借力于腾讯公益的宣传渠道,满天星举办第一场“股东人”大会时,仅腾讯会议上便有超过2000人参加,而第二次“自力更生”时通过腾讯会议参与的人数降到了200人左右。梁海光认为:“这个落差是很正常的,未来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支持我们。”

值得肯定的是,相较于四个多月前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的观察,“股东人”大会的动态变化令人欣喜,从“一家独秀”发展为多家并行,从腾讯带头主导拓展参与对象,到机构自主发起,甚至有机构表示将每季度自行举办“股东人”大会。这证明该行动对机构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也逐渐内化为互联网公益透明机制的重要构成。

不过,总的来说,“股东人”大会这项创新性尝试,是否能不断产生内生动力,保持持续性和较广泛影响,仍需继续观察。

(董珮瑜对本文亦有贡献。)

网络编辑:鸣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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