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戴德·盖勒：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是英国？答案众多，包括一场夺走了几千万甚至过亿生命的瘟疫。

从1347年开始的四年间，“黑死病”如燎原烈火般在欧洲蔓延，“没有人为任何人的死亡哭泣，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死亡。”待黑暗退去，欧洲人口缩水了三到五成，其历史进程也被永久改变了。

在不列颠群岛，疫后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为防止佃户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土地贵族不得不提高他们的收成占比，幸存者的议价能力大幅提升。封建体制的攫取性被削弱，开始变得更具包容性。政治和经济权力分散的同时，社会流动性增强，更多的社会群体有机会参与创新和财富的创造。

不过，类似的故事并未发生在东欧。由于东欧地区原本的封建秩序更加严酷、城市化水平较低，当西方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时，东欧土地贵族的权势和攫取性制度反而被强化。

在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看来，以这场可怖的瘟疫为临界点，西欧和东欧曾经微小的制度差异进一步分化，两者逐渐走上截然不同的增长轨迹。瘟疫的影响是表因，背后是更深层的因素在掌舵。

盖勒是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该理论认为，对全球经济发展驱动力的理解必须反映发展进程背后的主要动力，不应忽略了深厚的历史因素对当今各国财富不平等格局的关键作用。

增长和不平等谜题是盖勒在新作《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探讨的核心主题。他在书中分享了对如下问题的思考——走过近三十万年的发展停滞时期，人类在过去两百年里实现生活水平急剧提升的根源是什么？在突破漫长的经济冰期后，各国或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日益悬殊的根源又是什么？

两个问题相互嵌套。遥远的过去为各国命运留下了印记，包括制度、文化、地理及社会的诸多因素推动各个社群走上独特的历史轨道，一些国家获得了增长的动力，另一些则陷入贫困的泥沼。

这并非一个新议题，它分量沉重，也愈显迫切。人类从未比当前更富有，财富也从未比当下更分化。

世界银行发布的《国民财富变化2021》报告跟踪了1995至2018年间146个国家的财富变化。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注：2022年，世界银行划定的低收入国家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045美元或以下，包括阿富汗、卢旺达、多哥、朝鲜等27个国家）虽然拥有约8%的世界人口，然而在23年的跨度间，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始终低于1%。不仅如此，有超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人均财富下降，在其财富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可再生自然资产基础也被削弱。另一份来自联合国的《2020年世界社会报告》则显示，1990年以来，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翻了一番。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危机正导致国家间的财富沟壑进一步拉大。

传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是不当的经济和公共政策造成，因此可以通过一整套结构性改革来根除。但在盖勒看来，这种假说建立在一个根本的误解之上。它忽略了深层因素对政府政策效力的影响，贫困国家或许并不具备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相关制度的土壤。历史上，各种文化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提出过无数改革习俗、价值观和信仰的倡议。但往往只有在地理和气候特征、疾病环境、商业和社会条件能强化新文化特性的好处时，改革才得以坚持下去，带来显著的文化变革。所以真正有效的策略应该盯住背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