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的“高度可能性”：一份判决书里的重要细节

（梁淑怡/图）

收到法院下达判决的短信，是在2022年9月19日下午4点多。那天是星期一，小羊（化名）还在上班，她偷偷在工位上用手机打开了链接。此时距离她的公开举报已经过去三年多了。

事情一开始，是尚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的小羊向学校举报导师姚某某性骚扰、收受学生礼品。那是2019年6月，她24岁，念研究生一年级。

后来，小羊成了被告。姚某某先是提起刑事自诉，认为小羊犯诽谤罪。法院以“缺乏罪证”驳回后，姚某某又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起诉小羊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赔偿医疗费、调查取证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万余元。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这一案件。现在，这份判决就躺在小羊的手机里。

28页的判决书，小羊先是直接翻到最末的判决结果：法院认定她侵犯了姚某某的名誉权，还要支付赔偿4500元。

再耐着性子，从头开始细读，她才发现，判决中认定她侵犯姚某某名誉权的，是她在举报文章中的一处表述：“很多年前Z师姐被他搞怀孕了，来学校里闹过。”这是小羊听来的传言，她未能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

对于小羊所描述的姚某某对她进行性骚扰以及姚某某敛财、扣留学生作品等内容，判决认定不构成侵权。

让小羊意外的是，判决书中，认定姚某某对她进行的性骚扰具有“高度可能性”。在民事案件中，这意味着被认定为很可能发生的事实。

千千律师事务所（下称“千千所”）执行主任吕孝权为小羊提供了法律援助。当千千所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判决中法院对性骚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论述内容时，网友的评论却发生了分歧。有人质疑：证据都是事发后的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难道举报人说什么就认定什么?

对判决的不同看法，背后涉及一些法律问题。例如，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证据的认定标准有什么不同？性骚扰行为为什么具有特殊性，以及由此带来哪些收集证据的困难？为了厘清这些问题，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一些长期关注性骚扰问题的法学学者和律师，请他们就这份判决及同类案件进行分析和解读。

从举报到被告

没有性骚扰发生时的直接证据，怎么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从向学校递交举报材料那天起，小羊就面对这个难题。

在小羊的叙述中，姚某某的三次性骚扰密集发生在2016年。

第一次是在2016年2月初，放完寒假刚开学，姚某某让她单独到画室交假期作业，在那里，“他说我吃胖了，作势就要抱我，还摸了我屁股”。

过了大约半个月，2月底，姚某某带着学生们去福建写生。有天晚上，他在饭局上让女生们喝酒，小羊喝了一大杯红酒，醉了。饭后，他们一块乘摆渡车回酒店，姚某某坐在她旁边，“他说我摸摸你心跳得快不快，然后就用手上下摸我的胸部”。

再然后是6月，姚某某又让小羊单独去了趟工作室。即便小羊有意穿了长袖长裤，姚某某还是借着夸赞她的书法作品，用手拍了两下她的屁股。

性骚扰的发生，和意识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