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本老师和她教过的“苦孩子”

艾苓出生于县城家庭,丈夫出生于条件更差的农村,当时尽管存在差异,但是“谈不上教育鸿沟”,而现在这种差距明显更大了。

“前十年毕业的学生奋斗多年,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后十年这些孩子还都在努力,能够自食其力,有的人已经开始走向了第二步,开始反哺家庭了。”

陈洪阳成为老师后,发现自己的学生中,最难的不再是贫穷问题,而是离异家庭增多,53个孩子中14个来自离异家庭。

责任编辑:李慕琰

2019年,广西一位贫困生刚刚考上大学,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 (视觉中国/图)

自1977年恢复高考和高校扩招后,越来越多寒门学子得以走出乡村和小镇,奔向城市,被现代生活接纳,全社会弥漫着一种风潮:凭借高考改变命运,重塑自己的生活。

2017年年初,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教师艾苓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贫困生调查说明》,公开寻找千禧年后在籍和已毕业的贫困生,试图了解他们的命运轨迹。这所建校69年的地方普通院校,2004年实现了专升本,2000-2020年有42768人在此毕业。

艾苓是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2005年重回母校任教。在此后长达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她接触到超过3000名学生,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依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大学学业。这些学生也并非别人口中的“寒门贵子”,拼尽全力后只是考上了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大多数人也并没有鱼跃龙门,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

艾苓称这群人为“摸爬式努力”者,“他们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没有家庭资源和名校光环,毕业求职、结婚买房,前进的每一步都泥泞不堪。艾苓有许多急切关心的问题:你们从哪里来?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的?大学是怎么度过的?毕业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高等教育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接受访谈的人数最终超过了两百个,艾苓不再满足于线上交流,她乘坐交通工具来往于黑龙江和中西部、东部各省市,“力所能及去面谈”,想亲眼看看他们的生活。很多情况下,他们愿意领着艾苓来到家里,来到小区,一层层登上楼梯,推开房门看看自己如今的生活。

“几年或十几年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泥浆爬出来,过上有别于父辈的更高质量的生活。”这总是令艾苓感到欣慰的时刻。有一次,她在凌晨抵达一个女生家,小区的房子有些年头,两室一厅,丈夫和儿子已经在房间里睡下。艾苓与她深夜畅谈,自然聊到过去的贫困与不易,“她走出来了,有住的地方,有可以遮雨避寒的地方,很好了,够了”。

2022年9月,《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出版,艾苓用50个故事讲述了那些少人问津的贫困学生的人生。一个如今生活十分幸福的女生,讲起当年的贫困经历仍然忍不住落泪,认为“就像曾经被狗咬过,看见狗就紧张,又回到被狗咬的那个年龄”。另一位受访者对艾苓更是直言不讳,“永远不会感谢贫穷”,因为自己不经历贫穷,一样能够成长。“我感觉到,贫困带来的伤痛还时不时会在一些人的内心中隐隐作痛。”艾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教师艾苓从2017年初开始发布贫困生调查。在她长达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她接触到超过3000名学生,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 (受访者供图/图)

“都是被贫困耽误的人”

平时与学生聊天,艾苓很少谈及贫困这个话题,更多的是学业和未来。贫困生担心受到歧视,不愿意太多人知道他们的过去,更不愿当众揭开伤疤。艾苓初听那些更详细的“贫困故事”,“强烈震撼”。

这些故事大多数与饥饿挂钩。比如,一日三餐。一位贫困生说,四个月的时间只消费了六百多块钱。艾苓心疼地问,你能吃饱吗?学生说,能吃饱。在学校的档口,一块钱可以买到土豆条、豆腐、白菜等,再打上七毛钱的米饭,就可以吃一顿。有时候,中午打零工太忙顾不得午饭,便省下了一顿饭。她基本上不会在外面吃饭,也不参加任何的聚会。

一位2005届的80后毕业生,家在黑龙江某县最穷的村子,又是最穷的户。姐弟四人,三个姐姐先后辍学,他成为家里唯一读书的孩子。在父亲工作的供销社的打更房里,他在小黑屋的墙壁上写下单词和数学公式。当时,1200名乡镇应届初中毕业生竞争县一中50个名额,甚至比考上大学还要艰难,他成为其中之一。

学业对他们的人生往往意义非凡。一位2010届的山东毕业生中考失败后,回家放羊,每天把羊群赶到树荫里,然后开始看书。他看《平凡的世界》,和孙少平一样心有不甘。妈妈早年因肝病病重而自杀,爸爸也在随后几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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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 校对: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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