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血液学发展史 | “拓荒者”的奋力追赶

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科医生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很多战场上回来的伤员要进行输血治疗，但，“血型匹配要如何进行？”

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和医学研究所在1957年应运而生。它确定了我国血液体系的命名以及各类血液病诊断的基准指标，也是照亮中国血液学领域的第一束光。

而同样也是这束光让当时的医者们看清，在攻克血液病的前路上，仍有无数的障碍需要跨越。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吴德沛毕业后在内科轮转三年，最后决定加入血液科，他当时的心态是“偏向虎山行”。当年，他给新收入病房的白血病患者写病历，第二天却发现床位空了。同事告诉他：“患者半夜颅内出血，已经走了。”当时的吴德沛教授强烈地感觉到“在血液病治疗上，我们已经掉队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赵维莅在见习期间也有过相似的感受，面对患者“这个病到底治不治得好”的追问，她很难给出回复。因为“即便是在医学生的概念之中，当时也觉得这个病是很难看好的”。

这种失落也决定了，当时每一个选择加入血液学领域的“拓荒者”，没有一刻不在奋力追赶。

让血液学走到“聚光灯”下

2001年，吴德沛教授在血液科病房第一次见到了患者陈霞，他对这个年轻姑娘的第一印象是“病得很重，但目光很亮”。

陈霞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已经恶化到只有骨髓移植一条路可走。但找到一份合适的骨髓，恰恰是吴德沛教授当时最没有把握的事情。“当时中华骨髓库的资料分散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总共大概不到4万份，也没有联网，我们只能就着低分辨的资料一个个查，希望很渺茫。”吴德沛教授想到，中国台湾有一个慈济骨髓库，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骨髓库，里面有22万份供者的资料，陈霞有没有机会在那里匹配上？他辗转多方，请前辈陆道培院士以及专攻免疫配型的李政道博士帮忙联系。吴德沛教授回忆说：“看到陈霞的第一眼就能从她的眼睛里感觉到很强的求生愿望。”他很想帮陈霞实现这个愿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一届主任委员吴德沛。

2001年6月13日，吴德沛教授和团队在手术室焦急地等待着航班起降的消息。这一天，他们要完成江苏省的第一例非血缘关系的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而这份来之不易的造血干细胞，将从中国台湾的花莲出发，途经台北、香港、上海，最终抵达苏州的移植层流净化病房，输入陈霞的身体。

尽管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被认为是能够治愈恶性血液病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在当时的中国，异体移植术的开展仍然十分鲜见。一方面，在骨髓移植进入中国临床的最初阶段，只能在“全相合”的条件下进行，而即便是在同胞兄弟姐妹中，“全相合”的概率也只有1/4，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找到配型成功的骨髓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异体移植存在很强的排异风险，“在当时大家会倾向于使用更加保守的治疗方法”。

敢于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前提，也正因如此，吴德沛教授曾在博士期间被派往法国进修，在临床一线学习异体移植术技巧。彼时正是中国血液学科的发展起步阶段，血液疾病亚型多、治疗率低、复发率高，又病起凶险。无论是人才建设还是学科基础建设，都急需更多的力量注入。

吴德沛教授最初得知这场手术会被各大媒体实时转播时，他的心里有过一点抗拒。“异体移植存在排异反应及术后感染等很多难以预知的问题，在当时远远算不上是十拿九稳的技术。”而他更担忧的是移植后续的影响，“如果移植失败，造成不好的公众印象，人们面对血液病会失去信心，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愿意再做尝试，这样学科就会越做越小。”

但在鲜活的生命面前，这些担忧只是后话。

吴德沛教授作为主管医生带领团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6月3日，患者陈霞第四次进入无菌舱接受大剂量的化疗。“这是为了尽可能地把她骨髓的造血功能、身体的免疫功能完全地抑制，这样你输送进去的细胞才能在骨髓里长起来，不被排斥掉。”吴德沛教授说，“这一步对于病人来说是摧毁性的。”这意味着，化疗之后的移植患者抵抗力差，免疫能力低下，只有及时地移植骨髓才能够让患者活下去。对于患有严重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陈霞来说，这次移植已经是唯一的、最后的希望。

吴德沛教授查阅资料。

在骨髓抵达苏州之前，“亚洲骨髓移植第一人”陆道培院士在和吴德沛教授一起仔细地捋过移植方案后对他说，“别紧张，在聚光灯下，这件事情更容易成功。”吴德沛教授问为什么，陆道培告诉他说：“因为你不容易疏漏，这个过程中的所有人都会提起精神来做好这件事。”

最终，在经过了海峡两岸20小时的接力运送后，造血干细胞及时地注入了陈霞的体内。这场报道最终被命名为《生命20小时》，成为了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

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吴德沛教授回想这场手术和陆道培说的话，逐渐明白了承担风险做一场开创性的手术对于整个学科的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白血病，也了解它的“可治愈”。

把移植放在聚光灯下，人们会看到疾病的残酷、人类与之对抗的渺小，但当更多的人能够见证全社会、医者以及每一个普通人为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所做的努力，那么面对凶险的疾病，人们或许也能拾起信心与希望。

这场珍贵的记录也真正改变了血液学的发展格局。在《生命20小时》播出的同年，中国红十字会重新启动建设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工作。2001年12月，中央编办批准成立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为重症血液病患者检索配型相合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提供移植相关服务等。

吴德沛教授感到欣慰的是，这场移植结束后，苏州当地希望加入骨髓库的人“在一周之内有十倍的增长”。他也补充道：“到2020年底，中华骨髓库有了近300万份的资料入库，已成为世界上几大骨髓库之一，为患者捐献了一万多份造血干细胞。”

陈霞愈后探望其主治医生吴德沛。

从“科学的方法”到“临床的语言”

“医生，我这个毛病看不看得好？”

在进入血液学科临床工作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赵维莅时常要面对患者这样的提问，赵维莅教授说：“这是患者最实际的需求。但我们往往很难回答。我们只能说我们治疗了以后，还要再看一看情况，我们才知道能不能看好。”

起初，赵维莅教授在临床中有一种无力感，她认为在血液学科中，科学研究上的功底是不够深厚的。“我们特别强调临床的经验，但没有关注源头，我们总是会问‘这个病要怎么治’，但很少有人问‘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疾病’。”

对疾病的洞悉是临床创新的基础，而临床创新的理念和思维来自于科学研究。在赵维莅教授的理解中，临床医生需要有做“转化医学”的坚持。“你要用最新的技术、最好的方法去解析临床问题，然后再把它翻译成为一个临床上可操作的语言。”

博士期间，她师从法国著名病理学家安娜雅南教授进行淋巴瘤的课题研究，那是她第一次在病理显微镜下看到了淋巴瘤细胞的结构，她也从教授那里得知，“即便是显微镜下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两个淋巴瘤细胞，他们的分子本质上也可能是不同的”。

这极大地激发了她对于淋巴瘤分子分型研究的兴趣。她想以此来了解中国淋巴瘤患者的分子分型，这样不仅能够对疾病的疗效进行预测，也对后续治疗药物、靶向药物的选择有很大的帮助。

以滤泡淋巴瘤为例，赵维莅教授介绍道，患者可以通过分子分型检测得知自己有没有促进疾病快速进展的基因。如果有，那么医生可以采取早期干预来改变疾病的病程，争取更长更好的生存；如果没有，那患者可以不必急于治疗，几乎不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深受瑞金医院“一门四院士”（王振义、陈竺、陈赛娟、陈国强四位院士）的影响，赵维莅教授时刻关注临床上最难的问题，也始终将科研和临床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到融会贯通，不断攻克血液病的难题。

2017年9月，赵维莅教授接诊了晚期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秦阿姨，她在化疗8个疗程之后出现复发，赵维莅教授记得：“当时秦阿姨在化疗期间已经养成了习惯，隔一段时间就摸一下自己的脖子，肿块消下去就说明化疗有效果，但她每次都只能感觉到肿块越来越大。”现有的治疗方案对于这位患者而言已经没有了作用。

当时，赵维莅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靶向药物治疗的策略。这是在明白肿瘤细胞的分子分型后能够进一步在临床中运用到的解决方案。她解释说：“肿瘤细胞非常狡猾，它不仅自己会生长，它还会‘捉迷藏’，让身边的免疫细胞看不到它，这样它就可以更疯狂地生长。”赵维莅教授的研究是希望能够通过靶向药物在免疫细胞上装上一个“探头”，让这些改造后的免疫细胞能够寻找到阳性的肿瘤细胞，再定向地把这些肿瘤细胞消灭。

2018年10月，赵维莅教授主导的CAR-T靶向治疗注册临床试验，秦阿姨也成为首例注册临床研究入组的患者。治疗过程中，赵维莅教授随访患者的神经系统是否存在不良反应，当时布置给患者的任务是看她能否正常握笔写字。后来，同事递来秦阿姨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感谢我的医生，我相信我能好起来。”

赵维莅教授回忆起最初自己并不愿意告诉秦阿姨，像她这样情况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大概只有6个月，她说：“我不愿意直接把这种结果告诉患者，我更愿意用更多的尝试去改变这样的结果。”事实上，秦阿姨在进行临床试验一个月后症状就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这样的状态也一直持续了下去，“甚至远超患者本身的预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赵维莅。

2020年12月19日，瑞金医院的转化医学中心正式启用，赵维莅教授把它视作一个为每一位患者找出最合适的治疗药物的平台。“我们用新的药物可能治好了一些病人，也有一些病人没有被治好，我们再去研究为什么他治不好，然后再去探索新的一个药物方案。”

“我们还做不到100%治愈，但我们可以从50%进步到80%-90%，未来我们希望缩小与100%的距离，这就是转化医学的理念。”

“创”“融”“恒”

中国血液学在四十余年间实现了从零到有、从弱到强的飞跃，在这一快速变化与发展的学科领域背后，亦有清晰的发展逻辑可寻。

赵维莅教授将其总结为“创”“融”“恒”。进步来源于创新，无论是创新药物的研发，还是创新疗法的运用，都可以为临床、患者带来很大的收益；“融”，可以理解为“融会贯通”，因为科研的创新不能脱离临床所需，科研与实践需要相辅相成；最后是“恒”——人无恒则无以立，正是一代又一代血液学人持之以恒、不畏艰难的耕耘，才有了今天血液学科的收获。

“知来路更明去处”，这些血液学发展历程中的启发、收获、感动与力量都值得被记录下来。正因一代代血液学人风雨兼程，才有今天中国血液学接轨世界、勇立潮头的一天。

2022年，由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武田中国联合策划，南方周末提供媒体战略支持的全国首部血液学领域的大型医学人文纪录片《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期间进行了公映。这部历时三年拍摄打磨完成的纪录片，凝结了血液学科发展每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四集共100分钟的讲述，将血液学这一门关乎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学科呈现在大众的眼前。

在镜头下，血液学科的“拓荒者”们仍然保持着对未来以及更深层次治疗方案的探索。吴德沛教授表示，在创新药领域，中国的研发实力仍然有很多追赶的空间。他认为，“我们有些药品往往要比国外晚几年才能拿到，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病人的存活率与生存质量也会进一步提升。”

赵维莅教授也在迎接新的挑战——进入生物医学时代，如何从传统化疗、药物治疗阶段，进入发挥生物治疗尤其是细胞治疗强大作用的新阶段，从而把血液病，特别是恶性血液病的病死率进一步降低。

在未来的发展格局中，血液病“中国方案”将在一次次高维度交流中，缩小研发差距，不断精进、追逐，乃至赶超，才能继续反哺血液病，给予其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

“《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像是希望的火种，是见证也是起点。”吴德沛教授始终相信，“中国血液学从当初的星星之火，成长为能够在国际舞台发声的希望之火，是一件值得所有血液学人骄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