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任村民小组长的烦恼丨记者过年

多年前我关心村民集体安置房的事情,引起村镇多级领导联合反感以及各路亲戚集体反对,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究竟是对是错,是好事还是坏事?

责任编辑:李慕琰

村里部分拆迁后建成的安置房。(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图)

人到齐后,酒席就开始了,普通的家用四人方形饭桌上肩并肩地挤下了九个人,其中多半都年过半百,是儿时玩伴们的父亲。不会喝酒的我一声不吭地夹在中间,看着他们倒酒、劝酒,带有基础病的人们还聊起自己如何多年不喝酒了。

明明没人喜欢喝酒,却都要喝,这种看似矛盾的事情在人情社会里却显得合理,只不过合得是所谓人情的道理。2023年新年刚过,我就在自家参加了这样一场没有预期的新年聚会。之所以说没有预期,是因为一来聚会不是我发起的,二来主题只说是喝酒闲聊,三来我从未在过年参加过类似的聚会。实际上,我因为疫情两年没有回家,在村里的存在感不强,过去十年间,基本只逢过年偶尔回一次乡,村里各种婚丧嫁娶等公共生活基本上都缺席了。

我难得回村也成了这次新年聚会活动的主要理由,趁着我回来的空,村前任小组长发出倡议,建议父亲组织一个喝酒聊天的聚会。我既不会喝酒,也不爱人多的聚会,父亲来询问意见时,我首先便问及聚会的原因。得知是许久不见为了闲聊,以及“都是一个队的,没有拒绝的理由”,我同意了参与这次聚会。

队是生产队的简称,源于人民公社时期,从196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初的近二十年时间里,都是中国农村治理架构中最末梢的一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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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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