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特殊的语文课:脏话、性别和文学

他有意识地拒绝扮演一个施予知识的角色,他认为教师应当“后退”,给学生更多空间。

他试图传递语文的审美、思维、想象力,但某种怀疑自他的心里升起,“我有权力替他们做选择,有权力进行有可能失败的探索吗?作为山里的孩子,想要走出大山,想要去获得不一样的未来,似乎考试是一个最便捷的通道。”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9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李慕琰

新闻课上,学生们扮演记者,谢安达扮演主编,正在接听来电。(受访者供图/图)

王淼记得,初一时的那堂语文课结束后,老师冯军鹤让大家赶紧擦黑板,写满脏话的黑板很快恢复了干净的原貌。

教室里坐着18个学生,他们方才一起读了关于脏话的研究文章,看着老师将自己七嘴八舌提供的脏话写在黑板上,赫然发现,这些脏话基本上都与母亲有关。

王淼意识到,似乎因为母亲对于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存在,“当你想要侮辱一个人的时候,就侮辱他的妈妈,可能会比侮辱他自己更有冲击力。”

王淼所在的班级一直是男多女少,初一时最悬殊,只有三四个女生,同龄男生某些不友好的言语曾让她如坐针毡。这节课之后,她发现变化开始悄然发生——和男生交流时,对方会“思考一下,这个话我要是讲给王淼听,她会不会不高兴”。

班里曾有一位男生,和母亲关系紧张,经常在家里骂脏话、摔东西。他和母亲聊起这节课,母亲才坦承,儿子骂她的脏话中包含许多对女性的侮辱,她很难过。

对于冯军鹤而言,这堂课“对孩子的影响不一定是即时的,最重要的是打开了一扇窗”。在班级里,他能听到更多脏话了,以前,学生们“大量地说脏话”,都背着老师。在这个放松的环境中,冯军鹤慢慢看到了更真实的情况。王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过课堂上没有拘束的讨论,自己和同学以更平常的心态看待说脏话这件事了,“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也不是什么很酷的事情”。

这堂主题为“青春期的脏话”的语文课,是冯军鹤与谢安达共同设计的性别主题课程的一部分。在深圳一所成立了四个年头的私立学校,他们对语文教学边界的探索已历经三年,全年级共五个班、90名学生,语文课的内容与形式由他们共同搭建。

冯军鹤与谢安达都是接受传统公立教育长大的90后,冯军鹤出身乡村,考入清华,谢安达也毕业于重点大学。他们都曾在云南支教数年,这段经历让他们达成共识:不想教套路,而是发挥语文课真正的价值。

对性别主题的尝试,最早是在2020年,他们趁“三八”妇女节的机会设计了一周的线上课程。在其中一堂课上,他们让学生把一些常见词汇颠倒性别,造出新词,比如“娘娘腔—爹爹腔”“婆婆妈妈—公公爸爸”等,引导他们了解联合国发布的《中文性别包容性语言指南》。指南中强调避免使用歧视性语言,学生们在“性别互换”的语言游戏中很快理解了这一点。

这堂课让当时六年级的回祖霆印象最深,“我们日常说的一些话,比如称呼,其实都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当时很多人也包括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课程的最后,学生还阅读和讨论了当时的热点新闻,包括不同性别的医护人员在曝光度上的差异、剃光头事件、卫生巾募捐等。冯军鹤分享了“提高女厕所比例”的人大代表建议,一个男生立马提出质疑,“平等不就意味着一样吗?”虽然女生们最初反应激烈,但和他辩论最久的是另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因为经常被女同学“欺负”,在此之前曾坚定认为,生活中受压迫的是男生。

此后每学年,妇女节前后,他们都会设计相关的课程内容。初一的线下课主要由“脏话”“多元性别”组合而成,到了初二,学生们一起读了范雨素。冯军鹤还给学生放映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女主角小明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为了获得更强的权力支持,保全自己,有学生解读为“绿茶婊”,但立刻有其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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