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我可能用小说来驱赶掉我头脑内的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明天和她一点关系没有”

2007到2008年，写短篇小说《家》之前，二十多岁的张悦然有时候会跟关系亲近的钟点工一起去别的雇主家干活，承担20%-30%的劳动。她想从钟点工的视角进入别人的房子，看一切会有什么不同？

“你身上的东西雇主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又把一切都袒露给你，那是一种很古怪的感觉。”张悦然很受冲击。一个直接的感受是，别人好像看不见作为钟点工的她。在这个安全的视角，她看到了很多以前忽略的东西。

这个视角先是被她写到了《家》里——那是她的写作题材由幻想转向现实的开始。小说中，保姆小菊目睹了一对成功的年轻情侣闹分手，两人不约而同离家出走，小菊鸠占鹊巢，住在漂亮的家中，在这里获得了“某种关于自由的启蒙”。

有了小孩以后，育儿嫂住到家里，全方位地介入张悦然的生活。张悦然也观察对方。对方代表的职业群体长期在一线城市谋生，供养一年见上一面的孩子，和远方家人的感情趋于淡漠。她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这里的生活不真正属于她们。

张悦然把这个观察写进了2024年夏天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鹅旅馆》中。“保姆是一种生活在别人生活里的工作，她每天忙的那些事，需要倾注耐心和爱心，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她必须移情到那个生活里，不然那个生活没法待下去。那她多大程度要移情到这个生活里？哪些是她主动投入，哪些是她情不自禁慢慢地会被打动、会关心的？”

保姆于玲是《天鹅旅馆》的绝对主角，整篇小说以她的视角来讲故事。她就是一个24小时的生活都建立在别人家里的人。张悦然花了不少笔墨写于玲如何把这个家料理得很好：她被唤起了温柔的母性，与孩子宽宽培养了类似亲情的关系。她学什么技能都很快。她非常适应这个家庭的一切。然而，她意识到，总有一天，她会离开这里，她的付出不会转换成某种被承认的价值。她带的孩子以后不会到她的老家去看望她。“明天和她一点关系没有。”

于是，小说开头，普普通通的、带宽宽去野餐的一天，于玲想结束这种移情。她接受了欠下高利贷的男友的提议，伪装绑票宽宽，向雇主骗取大额赎金。可就在他们实施计划的这天，孩子的外公因贪腐落马了，他们的绑票打了水漂，扣住人，也拿不到钱。

在小说里，张悦然写了两个阶层，分别是于玲和雇主秦文的家族所在的阶层。于玲有一个全家帮扶的弟弟；一个出车祸的父亲，她曾顶替坐牢，留下案底。

绑票没有成功。于玲免费付出劳动，成为孩子的临时监护人。有些悲伤的是，男友把她卡里的钱全数转走后溜了。

“（写）《家》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切好像还有希望。”张悦然假设，小菊在这座房子里，也许会受到女性意识的启蒙，思索要不要跟男友过稳定的生活；年轻的夫妻站在十字路口，是要更有钱、更成功，还是做自己更想做的事？都有可能。

但是到了《天鹅旅馆》，张悦然更悲观了，于玲不可能脱离她的现实生活；她的主人秦文也只能面向自己根本解不开的家庭困境。“一切都分崩离析，随着时间，希望好像越来越渺茫了。更多的就是巨大的沟壑。”

这与两篇小说成书的背景相关。《家》结束在2008年汶川地震。小菊的雇主放下了令他们厌倦的人生，纷纷选择到汶川做志愿者。那时张悦然身边有不少人去震区做志愿者，她自己也去了北川。她想，也许他们是在自己的生活里抓不到主要的意义，于是努力地投注到外部有意义的事情上。那成为了她那一代人的重要记忆，“那时候人们还是有一种建设更好的生活的决心。”

《天鹅旅馆》写成是在后新冠疫情时期，张悦然觉得，“（疫情）结束以后大家也都非常疲倦，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女性的成长通过同性完成

2024年10月下旬，由张悦然小说《大乔小乔》改编的电影《乔妍的心事》上映，由赵丽颖、辛芷蕾两位明星主演。

在电影里，乔妍是在北京站稳脚跟的明星，但她被不停地提醒她不能公之于众的过去——她是独生子女政策下超生的孩子，没有户口，只能使用姐姐的身份证、姐姐的名字；姐姐带着不纯粹的目的从缅甸来到北京后，妹妹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戳破。电影加入了边境的异域风情、夺人眼球的所谓娱乐圈幕后规则，导演赵德胤在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