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数字化敦煌还有多远？IDP三十年备忘

法藏P.2547《开元廿九年张怀钦等勋官骑都尉告身》。资料图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30年，陈寅恪在给陈垣新编的《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提到了这句话。尽管陈寅恪本人并不十分认同此话，但它背后所反映出的，正是当时人的一种时代情绪——敦煌遗书的流散，确是一段伤心往事。

1900年，位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藏经洞被发现，数年之内，洞内所藏的几万卷文书被当时的外国探险家们车载瓜分，流散至海外多个国家。从此，敦煌文书成为国际收藏机构的重要藏品，敦煌学也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关于这一段敦煌遗书的“流散史”，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然而，自敦煌遗书流散之日起，人们试图使其重聚的愿望和行动就没有停止过。不论是1930年代王重民、向达等学者远赴欧陆拍摄敦煌遗书，还是此后各个收藏机构购入微缩胶卷，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都在努力让敦煌遗书重回完璧。

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中，1994年成立的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以下简称IDP）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引人瞩目，也是成就最大的敦煌学国际合作行动。

敦煌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式绿洲城市，它的国际化与多元化早已被人们所熟知，而由中、英、法、德、俄、日等国专家学者组成的国际化团队，让IDP成为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文献数字化项目——各国的收藏机构将百年前从中国拿走的几万卷文书，再次拿出来扫描、上传互联网，让全世界的人们免费看到、下载。很多学者认为，IDP的国际化的精神内核，直接继承自那个千年前的沙漠绿洲。

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这幅图由三个部分组成，居于下方的部分是故事的主体，画中一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帝王的对面，持笏板跪拜者就是张骞。IC photo

2024年，IDP成立三十周年，作为IDP的发起机构，英国图书馆在馆内举办了一个展览，“丝路绿洲——古代敦煌的生活”（展期为2024年9月27日到2025年2月23日），展出了五十多件英藏的敦煌文献以及复制品。英国图书馆中文藏品首席策展人、IDP项目经理杜美乐（Mélodie Doumy）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想要在展览中强调的是“敦煌非凡的世界性，每一件展品都是敦煌活跃思想交流的见证”。

IDP的数据库和网站还远称不上完善。经过二十多年的扫描、上传，各家机构都已经有了基数庞大的数字资源，但是和出土文献的数量相比，依然有着不小的距离。IDP数据库中不仅有敦煌文书，它还要将丝绸之路东段各遗址点出土的大量文书收罗其中。

据学者估算，仅就敦煌的汉文文献来说，英藏大约14000号，法藏3700号，俄藏1879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号，日本及其他国家散藏5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刘波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法藏敦煌文献已经基本数字化完毕，日本的大谷文书也基本做完，收藏数量最多的三家则还需要大量的时间与人力——中国国家图书馆完成了一半左右，英国图书馆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俄罗斯则只完成了一小部分……

乘着互联网的东风

任何研究工作的起点可能都是收集材料，敦煌研究也不例外。由于那段“伤心史”，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学者们想查阅一件文书，不免有关山险阻之叹。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2024年出版了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讲述的就是在还没有网络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于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图书馆里，探查一件又一件敦煌文书的故事。尽管当时国内少数图书馆已经购置了敦煌文书的微缩胶卷，但胶卷在镜头下，“很多材料看不清，有一点油污，就是一团一团的黑。”荣新江回忆。

学者们追寻敦煌遗书的努力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1909年9月4日，就在伯希和获得众多敦煌文书后不久，中国学者在北京宴请伯希和，希望他将文书拍照，照片寄给中国。伯希和当场表示，敦煌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但学问为天地公器，国内学术界如欲摄影誊写，自可照办。”伯希和归国后，履行承诺，拍得敦煌遗书照片千张左右，寄给中国。罗振玉所编《石室秘宝》《鸣沙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