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 | 张冥飞、严柏梁编注《章太炎国学讲演集》摭谈

周作人见微知著地将这次演讲作为推行复古、标榜国粹的标志。仔细考索此事的前因后果,可知周氏的焦虑不安并非杞人忧天,而确实事出有因。然而主办方的初衷与演讲者的立场其实并非契合无间。

责任编辑:刘小磊

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1869-1936)。

1922年4月1日至6月17日期间,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以国学研究为议题,在上海举行过十次公开系列演讲。《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多家报社非但及时跟进报道了整个演讲进程,甚至还连续刊载演讲的具体内容,所以此事很快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章氏早年的弟子周作人尚未知悉详情,就于4月10日匆匆提笔写下一篇《思想界的倾向》(载1922年4月23日《晨报副镌》,署名“仲密”;后收入《谈虎集》,北新书局,1928),忧心忡忡地指出,“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随即又深为惋叹地提到,“听说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言论,说太炎先生讲演国学了,可见白话新文学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忧不是完全无根的。”见微知著地将这次演讲作为推行复古、标榜国粹的标志。仔细考索此事的前因后果,可知周氏的焦虑不安并非杞人忧天,而确实事出有因。

为了预先宣传造势,江苏省教育会在1922年3月29日《申报》上特意刊登《省教育会请章太炎先生讲国学》,和盘道出了筹备这次系列演讲的初衷,乃是痛感“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的现状,认为“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因此“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显而易见是想倚重章太炎在学界的威望,达到鼓吹旧学而贬抑新学的目的。具体负责安排这次系列演讲的,则是江苏教育会庶务部书记沈恩孚(字信卿)

沈恩孚(1864—1944),字信卿。

沈恩孚(1864—1944),字信卿。

此前沈氏编纂过《国文自修书辑要》(中华书局,1919),尽管在开篇的《说明书》里便慨叹“近今各校毕业生国文之成绩,每不足应用于社会,已渐为教育者所注目。即留学东西洋,毕业回国,从事于社会之职务者,亦时感国文之不足应用”,但通览全书所述内容,仅有许慎《说文解字》部首、江谦《说音》、《四书》、《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及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寥寥数种,根本不出传统经史辞章之学的范围,并没有针对“应用于社会”,“从事于社会之职务”的迫切需求对症下药,更看不到丝毫当时早就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痕迹。甚至在多年之后,沈氏对近代以来西学的传入还深怀抵触,坚持认为,“民族精神是基于研究国学而发扬光大的”,但令人唏嘘莫名的是,“自欧风东渐以后,中国的文化,受了西洋的洗礼,反而国学沉沦”,他由此深感“目前一般大学,对于国学不大讲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丧失民族固有精神的起点”(《国学与民族精神之关系》,载《商学会刊》1938年创刊号),为此痛心疾首不已。在这次系列演讲期间,沈恩孚自始至终都亲临主持。在首日开场白中他就开宗明义,格外强调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讲学,“此后或能将此学问传布世界,则于中国文化前途极有关系”(《章太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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