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谓左右之争 服从正义常识

左右之争的争论重点，以前在于是开放还是保守。而眼下的争论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争论升级到了是要真正的改革开放还是借改革旗号谋求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的问题。于是这些问题的争论趋于复杂和混沌。

中国的左右之争可能被很多人看作中西之争。我在多个场合说过，在中国完全学习西方是不现实的。当然这也带来一个新问题，缺少参照的话，内生出一个自 有的发展路径也是很困难的。从学理上来说，我们现在追求的价值已经绝非鸦片战争之后纯粹学习西方的那套。而是说我们已经通过签署一系列联合国文件公约来做 出对人类公认的文明准则的认可。如果还依循旧有思维，简单地认为那是西方的东西，显然不恰当。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知识界已经有自己的看法，已经从单纯地学 习西方，或者比较中西文化优劣，转向到对一些公认的文明准则，是顽固抗拒还是顺应认可。我们已经做出庄严承诺，不该口是心非，应该逐渐落实。我想这么提更 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

去年开始出现膨胀的民族主义狂热，包括冲击家乐福事件。这与很多人的既有判断相左——他们认为部分青少年对国家政治极为冷漠。其实对政治的冷漠可以 做些解读。我们的国家远没有到生活安稳富足到可以不关心政治的地步。但是因为现实参与的话语空间太狭窄——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家发展和个人命运是休戚相关 的。暂时性地没有表达空间，自然表现得很冷漠。但是有时候一个空间突然打开之后，可能就会有爆发式地发作。这可能就是偏激的民族主义在里面作祟。我们可以 仔细观察整个民族主义情绪自发端到高潮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寻求一种表达，寻求被关注，但是结果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中国社会尚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高风险依然存在。局部的官民冲突难以避免，利益之争也引发了部分地方民粹意识的抬头。而官民之间可能依旧延续着以 中国暴力崇拜的传统，谁也不能被说服——最近知识界有人谈及民粹主义是将来最大的危险，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担忧言过其实。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可能就像 充满高压的容器，我们警惕民粹的抬头是对的，但是要说在短期内民粹主义引发极大危险是不可能有的。知识界的忧虑有些过头了。高压态势之下，民粹主义的抬头 不可能引发太大变化。而这一点上，我认为政府也在表现出一些变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百姓诉求。很多地方政府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没有进一步制造尖锐对立， 而是顺应民意作出让步，这是过往不可想见的。再例如今年备受瞩目的邓玉娇案，当地政府就做出了顺应民意之举，而其中的左右力量的介入也值得咂摸。像很多学 者在对邓玉娇案的讨论中，谈到左右罕见地达成共识。我觉得不应该如此表述。左右争论仅仅与学者的学理立场有关。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管左右的那套知识分 子理论的。我们应该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抛开左右，来谈论一般人的正义感。我们对于社会正义的理解和对日常生活的常识认知，会促成我们形成基本判断。邓玉 娇案绝不代表左右达成共识。而是正义的呼声和理性的力量占据上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以左右立场的消解来推动一件事情。我一直强调基本常识和基本道德感的作 用。我们必须服膺于内心常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左右两派在某些维权事件上找到一种共识。邓玉娇案没有说明这一点，因为大家在参与的时候没有带着强烈的左右意识。有些人 本来有些观点和西方新左派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在很多涉及到民众维权的公共事件中，很多作为是得到自由主义者的激赏的。我觉得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新左派 中出现一个新的群体——就是能够真心诚意地坚持左派立场，并在公共事务中作出贡献。 我对这些真诚的新左派表示赞佩。这也说明我们是能够抛却所谓的左右之争，回归到基本的良知判断和责任感的。其实很多事情的是非曲折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该怎 么走就该怎么做。一般人的道德自觉能够帮自己做出选择。这个不能说什么共识达成，应该是每个人内心的真诚表现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