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式“创作”一例

一.疑窦

多年前，本人就开始关注徐向东先生，他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时年21岁）；199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深造，师从著名哲学家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和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仅用四年时间就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取得了学位；迄今出版了5部专著，11部译著，发表论文四十多篇，绝大部分是2002年归国后完成的，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哲学界很多学者和学生对国人的学术著作冷眼以对，甚至不读国内学者著作时，我依然对徐先生充满信心，曾认真拜读过他的许多著作。

2012年夏，在翻阅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与功利主义的相关文献时，我看到伊丽莎白·阿西福德在《哲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功利主义，完整性与偏倚性》[Ashford，Elizabeth. “Utilitarianism， Integrity， and Partia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97， No.8 （Aug.，2000）， pp.421-439。以下简称“阿文”]，感觉似曾相识。回忆过往已读材料，想起徐向东著《自我、他人与道德》（商务印书馆，2007）第11章，与阿文有不少雷同之处：

疑点一：徐著（p.656）提及功利主义者面对三种可能生活的例子，而这个例子与阿文引用罗格·克利斯伯（Roger Crisp）所述例子类似；

疑点二：徐著（p.656）使用奴隶主的事例来反驳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而阿文也曾使用该事例；

疑点三：徐著第11.1节的论证思路与阿文前半部分的论证思路如出一辙。

《自我、他人与道德》出版于2007年，阿文早在2000年就已发表。据徐先生的自序，《自我》（以下简称《自我》）一书为道德哲学导论性教材，前两部分的目标读者是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而在第三部分，徐先生试图发展一个精致的后果主义理论以回应现代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批评。那么，徐先生大概可以为自己作如下辩护：1.导论性的教材不同于严肃学术论文，要求不必苛刻；2.两个事例是经典性的，在学界或可以理解为“常识”。而论证思路雷同则可能出于巧合，所见略同；3.若非巧合，则可能是一时疏忽而导致&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