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盛某性骚扰案”就曾使用被告的品格证据。 在中国的性骚扰司法实践里，曾经有过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尝试。不过，在绝大多数性骚扰诉讼中，依然是要求原告提供充分和直接的证据，否则就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或者判决败诉。

“如果说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立法法就是‘助产法’，生出很多健康活泼的孩子。” 设区市的立法权限原本被限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3个领域，这次修法新增了“基层治理”。但多位人大代表已经提出“基层治理”这个概念比较笼统。 2015年设区市刚获得立法权时，各地立法实践十分积极，而近些年，地方立法意愿没那么强，“甚至有点谨慎”。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有人会说律师是天生的政治家，“可能这句话有点夸张，但确实律师的关注面更广，什么样的人都接触，出于专业要求也会关注更多社会群体。”

厦门海事法院院长夏先鹏：由相关部门牵头， 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对市场不能解决的，由政府兜底。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有针对性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压缩财政赤字、稳定物价、稳定百姓期待。 中豪律师集团董事局主席袁小彬：个人破产制度应主要考虑个人在当地形成稳定的工作、生活和财产关系，与其相关的财产登记、社会保障等信息已基本完善等因素。

近5年，广东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6.1万件，其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922件，坚持“惩处与引导、赔偿与修复、监督与支持”并重。

过去五年，上升的主要是罪行较轻的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比如，起诉“醉驾”150万人，上升1倍；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2018年的137人上升至2022年的13万人。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保护环境资源手段，在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死债不赖”“父债子偿”这样的传统偿债文化影响很大，文化观念还需要转变，从行政管理上要将破产企业和正常企业同等对待。 数字化本身不是目的，用好司法大数据这座“富矿”作为提升司法质效、加强司法监督、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才是关键。

企业合规本质上属于“司法康复”，通过综合运用司法政策、创新司法手段，让“带病”企业通过合规建设，实现“司法康复” “企业更生”。 检察公益诉讼领域存在立法分散、供给不足、层级不高等问题，逐渐成为影响该项制度可持续性发展及治理效能发挥的掣肘。当前公益诉专门立法的优先选择是应先行制定一部“检察公益诉讼法”。

皮剑龙：要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出台“先行先试”的法规政策，地方立法先行，率先制定具有本地特点的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