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施婧葳：在精神类疾患工伤认定中宜采取“相当因果关系”标准，即不苛求精神疾病发病和工作之间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 有人担心，精神障碍的边界过于开放，其治疗手段有限、治愈标准模糊，如此均是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认为，这更多是一个实践尺度的把握问题。

被老板性侵这件事本身，并不能直接认定工伤。她需要提交医疗诊断证明，以证明性侵对她造成的伤害。接受了12次治疗后，她拿到了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明。 一位律师告诉她，“99.9%认定不下来”。但崔丽丽获得了阶段性“胜利”，拿到了工伤认定决定。 在小区里散步，看着嫩绿的叶子抽出来，又长成翠绿，崔丽丽有些失落：世界还在照常运转，而自己停在原地。

问题还在于，这些新型毒品被列管了一批，马上会出来一批替代品，需要重新研发试剂去进行尿液检测等。 新型毒品成分隐蔽性强、更新迭代快，且青少年接触门槛低。“我们当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子烟油中混入依托咪酯后，该怎么检测。”

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从轻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减轻制度中减轻处罚，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俗称“降档量刑”。 刑法中这条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特殊减轻条款，在现实中却因重重因素制约成为“沉睡条款”。

2022年5月起，海口中院先后将分散在7起案件的48名被告人并案审理。2024年3月的一次庭前会议召开后，海口中院开始拆分案件，原先合并后的一案又变为7起案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奋飞：“只有逐渐告别‘侦查中心主义’，处于后位的程序主体才能对不当侦查结论作出应有的否定性评价，并给予相应处置。” 广州大学教授张泽涛：并案与分案审理本质上是一个影响辐射范围很大的诉讼行为，理应在立法层面予以明确，但截至今日，适用范围、启动标准、救济途径等细节问题还不清晰。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更为稳定、长远的预期，避免政策制度随意变动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既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国家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又要警惕制度泛化和制度机械化对人性的压制。

基本上可以判断，能对这种创作起决定作用的应当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利用技术进行创作之时，人类的贡献并不显著，甚至贡献较少。 与其从著作权角度探讨是否赋予人工智能生成物相应著作权，不如反过来从一种人类社会的普惠发展角度，并非特别关注是否赋予著作权，避免使之形成一种“权利壁垒”，反而更加关注是否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增加更多泛娱乐化产品。

对于“情节严重”的规定，标准有所下调，将给专利权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50万元以上”调整为“30万元以上”。对两年内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侵权的，再降低入罪数额标准。 将此前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罚金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修改为“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当高速公路项目代表的公共利益与承包人的巨额经济利益碰撞，受到多方压力的地方政府“铤而走险”，站在了“公共利益”一方。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杨尚东：原审法院认定高速公路公司构成侵权，遵循的是“侵权—赔偿”逻辑，重审改判遵循的是“侵权—公共利益抗辩”逻辑。

这条毒品走私线索牵出的嫌疑人，正是刘威的线人黄辉兆（化名）。 在全省毒情监测排名中，于洪区都是第一。这意味着“于洪区毒情社会面管控太好了，没有毒品犯罪，导致（刘威）无法完成上级的打击处理（毒品犯罪）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