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益浪潮逐渐席卷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青年和公益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不少公益主体在探寻新的公益模式过程中，逐步推进青年与公益之间相互交融、互相帮扶的良性循环。而这一过程中，用“互惠”代替“帮扶”的青年发展项目受到关注，这一模式的快速崛起也意味着公益和青年之间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发展路径。

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18%。 通过体系化的平台，把善意连接成一张流动的、数字化的网络，让每个人的公益理念、责任感凝聚起来。

慈善信托自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施行后登场，经过6年的发展，累计设立854单，财产总规模40.86亿元，但发展势头并不乐观。公益信托自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出台后一直被束之高阁，案例寥寥无几。信托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公益/慈善信托的发展也许不能完全依赖金融业，而是要依靠慈善组织和公众。

公益行业通常会存在一个刻板观念，即：公益品牌不需要谈保护。但事实恰恰相反，小到细枝末节，大到遭遇雀角之忿，公益行业在面对“品牌保护”时遇到的问题不知凡几。如何在法律角度实现公益品牌保护的“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救济”，何国科分别给出了一些建议。

在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真爱梦想”）品牌总监王慰伊看来，公益传播要面临的受众一定是多元和丰富的，这意味着公益组织需要更清晰的定位，以及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找到公众的痛点与需求，才能实现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

中国拥有庞大的女性就业人口，其中大多数正处于生育年龄。妈妈们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对国家而言，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对妈妈们来说，能提升她们的社会福利，促进女性经济独立，并提高实现社会价值的成就感。而让职场妈妈们有更多信心面对“工作-家庭”关系的挑战，需要足够的外部支持。对她们来说，首先要平衡的是“既不是好妈妈、也不是好员工”的压力和挫败感，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是政策上的支持，然后带来社会文化上的改变。

在成长过程中，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被家长打、骂的经历，各种形式的暴力成了司空见惯的教养方式，也成了外人难以干涉的“家务事”。虽然人们深知打骂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但改变这一行为，却要面临复杂的关系和情感体验。经过将近8年的探索，救助儿童会发现，当家长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合理地纾解压力，才更能控制打骂孩子的行为；帮助家长看见自己和他人有效的教养方式，让家长学会接纳失败和挫折，用鼓励和肯定为家长赋能，才能塑造亲密、稳定的亲子关系。在乡村和城市里，我们仍在针对农村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等不同群体，探索家庭教育的更多可能性。

此次疫情的极端情况，为上海的志愿服务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与反思，何以实现志愿服务精细化管理、推动志愿服务健康发展？对志愿服务进行社会化、社区化、制度化、专业化以及考核的科学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