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南方周末》上推出月均一期的“教育”版，和您共同关注这个牵动中国千家万户的话题。

“方先生没有设定这些目标，他不主张急于发表文章，认为先要读好书。他说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炒冷饭，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 “我把读博士归纳为五‘独’俱全。就是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到见解、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

想尽办法倒流到县中的，其实未必是有“进取心的孩子”，更可能是有“进取心的家长”。 转型完成的标志，也许就是未来在知乎等社交平台上，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将不会再感叹，到大学以后，和省实等真正的城里毕业的同学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县中振兴的真问题，不在于县中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变革进程中对于县域社会生态和教育生态的重塑和协调。

历史的走向正如他所判断，传统文化热持续至今。陈来却有忧虑：“每个时代每一种活动，当有人倡导的时候，就有人过度地把这些东西推向极端，这是值得警惕的。” “儒家的任务或功能，不是直接推动改革，而是提供和现代化改革相补充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来引导人的一般精神方向。” “我们要看到的是就业的多元化，大家都应该有多元的选择。至于选择躺平和全职儿女，一个原因是社会创造了这种能够让他躺平的条件，在生活上有保障。”

孟启平后来得知，和自己同批通过面试的五人，无一例外，都是硕士研究生，其中一人也有海外留学背景，两人被一起分到县文广体旅局，“刷新了该局历史上的职工最高学历”。 作为人才引进的招聘方，王蒙并不否认，县城对人才的承载能力并不如想象的那般足够。曾有一名博士通过选调方式考入她所在的市区，但因为“干的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与其预期不符，最终没能留住。 “县城一方面需要人才去建设它，但人才真的来了以后，好像很多时候也发挥不了该发挥的作用。”

2010年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结兵曾对海宁的皮革产业进行调研，企业纷纷反映，“吸引一个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都很难”，更多的毕业生选择留在了企业设有研发中心的上海或是杭州。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锋亮在分析了1997—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后发现，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还是项目数，中外合作办学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留住）国际化人才不仅仅是浙江省的短板，也是整个中国的短板。”陈丽君表示，从现有数据来看，中国的优势大学中有50%的人想要深造，其中70%选择出国，就回流比而言，中国只居于全球100位。

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只能通过游戏来学历史的民族更可悲。历史很严肃，要认认真真学。 当时，学校已有第一批理科博士，还没有文科博士，如果想加强实力，这是个切入点。时任系主任姜义华得知清华、北大还没有文科博士，就提出复旦能不能争取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他们专门找到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结果是可以破格，但课程必须全部达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