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南方周末》上推出月均一期的“教育”版，和您共同关注这个牵动中国千家万户的话题。

部分名校为了提升分数线，会将优势专业与劣势专业的填报代码拆分。 与教育领域的其他投入相比，比如招聘和培养优秀教师，有效的信息干预可能会以低得多的成本实现相似的效果。 哪怕强调了30遍不想去的专业一定不要报，但每次出录取结果后，总有考生跑来问，录到不想去的专业怎么办？

学校没有校门，校名就刻在一块石头上，村民可以随时到校园里打篮球、锻炼，到图书馆阅读，学校既是学生学习的地方，又是村民文化活动中心。转为公办后，学校还会不设围墙吗？ 城乡教育一体化，不是让孩子都进城读书，而是应该办好每一所学校，包括乡村小规模学校。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了16位近三年入学的医学生和准医学生，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疫情”作为报考因素。张维的第一志愿是首都医科大学，“因为饶毅教授是那里的校长”。 收分增长最快的是吉林大学医学院，2019年考入该院五年制临床医学的吉林理科考生需排在前3120名，2021年抬高至前1541名，比当年北师大在吉林的录取线还要高400名。 “家长对医学的长学制有基本的心理准备，但会有点想当然地认为，孩子都考进这么好的学校了，将来至少得是个大三甲的科主任。” （本文首发于2022年8月4日《南方周末》）

尹琳意外录到俄语专业，一定程度上与父母逼迫相关，“填报志愿前，他们要求我把所有志愿都填上，包括提前批。” 很多高分考生会填报某些985大学的二本学院，“他们以为，独立学院是某个大学的二级学院之一。” 在一篇尚未刊发的论文中，康乐也用“合理嫉妒”指标考察了内蒙古模式。结果发现，在录取质量上，内蒙古模式并不如平行志愿。 （本文首发于2022年8月4日《南方周末》）

专业招生模式有很大弊端。入学前，学生对专业了解不多，对专业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家长的兴趣，从而有很大的盲目性。 通识课很容易变为“水课”。要吸引学生，就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如果学生不选，这门课程很容易就被教务部门砍掉；如果想实行高标准、高要求，就只能是那些学生不得不选的专业课。 “如果我们将通识教育看作是一门又一门的课程，这将是最不幸的。”因为各门课程不能自动构成一种整体，也不能达成培养人的思维模式的目的。

过去一年里，为了拿到更高分数，大学新生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竞争机会。陈安宁印象深刻，某次读书笔记作业，“要求三千字，有人写到两万”。 叶志明甚至想到了“打招呼”的问题。专业分流时，如果有人托关系怎么办。他干脆提请党委会，通过一项决议，谁打招呼，纪委通报公示。 日本取消通识课程的背景，也恰恰与经济复苏相关。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逐渐好转，社会各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上升，且学生在入学时，就对与就业相关的专业课程有强烈的学习需求。 （本文首发于2022年7月28日《南方周末》）

以贵阳学院为例，46个职能部门一共提供354个科研助理岗，其中保卫处3人、后勤管理处7人、人事处11人。而云南红河学院，在2021年招聘了两名毕业生进入保卫处。 2009年复旦大学发布《“科研助理”队伍建设实施方案》。据媒体报道称，工资待遇在2000至4000元间。时至今日，这一薪资标准仍是科研助理岗位的普遍水平。 科研助理的应聘竞争并不算激烈，中国石油大学一位教授原本计划在招到科研助理后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情况，结果“到最后也没有招到”。

7所转公办的学校办学质量较高，被视作“名校”，因此转制也备受关注。人大附中分校、北外附校、建华实验学校、理工附中分校等4校将转为区属公办学校。清华附属实验学校将转为大学举办的公办学校，民大附中实验学校、北大附中实验学校将分别转入由大学举办的民大附中和北大附中2所公办校。 改制后，学校经费标准完全按照韩城当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标准，不多花政府一分钱，也不要一个编制。刘鹏回忆，他向教育局汇报方案时，听到此，“相关领导明显松了一口气”。

在邵阳学院的发展规划中，有几个被明确下来的时间节点：2023年升格为“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2030年前升格为“大学”，2035年前升格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报了名的老师们也戏说这是“马菲博士”，在王倩看来，当时大家都很清楚“马菲博士”含金量不高。去报名的老师，主要是出于评职称的需要，“现在不读博，要评副教授很困难”。 对刘可来说，在高校普遍要求提升学历的环境下，到菲律宾留学，是她能力范围内可以“够得到”的机会。在国内，读博的内卷“太严重了”，“考博要求越来越高，毕业也越来越难，压力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