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一个池子里的社会统筹基金某种程度上成了“公地”，在代价已经付出的前提下，参保人都有更大的激励追求“拨到碗里才是自己的”，医院当然也想从医保中分到更大的一杯羹。

法律和司法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如果司法不能做到不偏不倚，就会存在道德风险，产生套利空间。

《体育法》第106条规定，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应当配备具有相应资格或者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一般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从提高赛事活动规范性、专业性、安全性角度出发，必须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体育赛事尚且如此，可知“机车网红”在能力不足、风险承担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贸然“把马路当赛道”的话，所造成的风险与损失又何其多也。面对“机车网红”屡屡出事的现况，是时候做好相关安全宣导、严守相应法律法规了。

如果以交通事故来定性此次事故，那涉事司机可能并没有过错。相反，骑行者应该承担更大甚至全部的事故责任。当然，作为一名未成年人，不幸遇难的儿童不应该被追究责任，责任应该由他的父亲，以及骑行的组织者、撞倒男童的骑手承担。还有这条未开通道路的管理方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实践上，中小学对学生包括发型在内的仪容仪表普遍有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家校的共识。不过，不同的学校在这方面的规定也不完全一样，有些宽松些，有些严厉些，这是因为家长的需求也是分层的，有些家长希望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自由度大一些，有些家长希望能涵养孩子的自律与美德，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能沐浴“素质教育”之光，有些家长更看重孩子的成绩。也就是说，学校管束学生的度部分反映家长的需求与价值观。当然，没有做过家长的网友又有别的考量。

广大网民在吃瓜的时候，不要看到“实名举报”几个字就激动地转发支持，还是要多听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举报，用常识去做些分析，看看举报的事情是不是合理，背后有没有猫腻。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身为检察官，也是法律从业者，自己离奇的要求没有得到司法支持，就公开举报参与案件的法官、检察官，甚至扣上“只手遮天的川渝地区反党黑恶组织”“指鹿为马的保护伞”这样的大帽子，实在是恐怖。

对于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经典作品，后人自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解读、阐释与重新翻译的空间。如果新译者的工作确有“臻于至善”的毅力与境界，那么他收获的将是百世之名，拿到的利益也绝非粗制滥造乃至剽窃所得之利可比。此事也告诫出版界与翻译界，尊重前人著作权与恪守学术诚信原则，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境界是统一的，也符合出版社、作者、译者、读者的长期利益。

如果民营企业愿意优先招录育有多子女的求职者，应该大事褒扬与鼓励才对。员工生育孩子，有利于自己的家庭，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大概率不会给所在的企业带来实际利益。企业愿意这样做，往往因为老板有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所以完全没有反对的理由。

老师对学生的教育惩戒权是应该有也是必须有的，但应该掌握在有德之人手里，规则合理、惩戒措施合理，且罚当其过。这样，学生犯了错之后，才能通过承担所应承担的后果受到合理的教育，本人内心也服气，家长也没有话说。

换句话说，“推特文件”也好，此次的“扎克伯格信件”也罢，它们都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各大科技公司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像美国主流媒体一样，在被施压之下沦为民主党政府控制舆论的白手套，控制言论的逻辑起点并非为读者、用户与选民服务，而是反映了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它们虽然仍旧打着媒体与社媒平台的旗号，却已经接近马斯克口中的“未经注册的极左政客游说公司”。这一切都在危及美国建国宏大叙事一份子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也揭开了美国政治劣化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