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委会的产生方式应当坚持“公正公平公开自愿”的原则。依据民主选举方式选出能够代表学生利益与家长意愿的家委会，而非校方或教师来“组阁”，其规模与成员分工也应有相应的章程约束。诸如本次事件中的“罚款”理应被彻底摒除在家委会的职权范围之外，其他事项也应建立书面的制度，让家委会真正成为家校沟通的桥梁。否则的话，家委会确实是一种“有不如无”的鸡肋。

有活的文化，有死的文化，两者何啻霄壤。中国人，要善于传承与创造有利于我们自身与我们文明延续的一切文化，这文化是活的，是向上的，是熵减的，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为此自豪的，而不是死去的或垂死的，是堕落向下的，是熵增的，让与我们无关的后人在博物馆凭吊观赏的。

虚构“连环奸杀案”“绑架案”，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网络谣言，而是涉及重大警情的谣言。此类恶性案件，极易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传播，而一旦大规模传播，又极易引起公众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 谣言的发布者，会因此而涨粉，得到真金白银的收益。如果不严加惩处，只会助长造谣之风。

比起商业性平台，公安机关内部人员有更便捷的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他们获取的这些个人信息也更完备。小到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家庭构成，大到学历职业、婚姻状况、财产规模乃至征信数据，拥有查询权限的公安内部人员完全可以做到“单向透明”地掌握辖区之内公民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开房记录”这种私密信息。一旦道德堤坝溃决再辅以外部利诱，内部人员就会作奸犯科。

面对野生动物侵袭人类聚居区的现象，公共政策仍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保护人类的生命权与财产权为第一出发点。就野猪泛滥的情形而言，无须申请《狩猎证》的同时，相关部门不妨在做好枪支管理与保险覆盖等制度配套的前提下，核发更多的《猎枪证》，让在地居民与商业化团队都能获得狩猎的快乐，同时又能从狩猎中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降低捕猎风险与减少捕猎成本，更好地保障人的生存权利。

防范尺度的松与紧，最终还是取决于民众对打击电诈的需要强度与为此愿意承担多大的麻烦与不便利两者之间的权衡，或者说更倾向于前者与更倾向于后者的两部分民众之间的博弈。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对电诈分子或“帮信”者的惩戒在实体与程序上有法可依；如果惩戒错了，有一个申诉与救济机制（第十四条），而不是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守法良民从此不用担心被误伤了。

还有考评与激励的问题，就是干部做事的容错性有多大的问题。做事情永远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挑实干者做事情过程中的毛病与姿势不优美之处，吹毛求疵，上纲上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把这样的不良风气打下去。鼓励实干，就是要看到实干者的贡献，并且不吝奖赏与激励，让实干者既有安全感，又有盼头。 最后，必须说明，干什么也重要，甚至更重要。所谓实干，应该是着眼于依法行政，保障权利，提升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创造对企业家友好的营商环境，取消过度管制、不当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财富、追求美好生活，不制造障碍，且提供便利，从而提升全社会的福祉，而不是滥用权力，设租寻租，抬高社会成本。

近年来，读研究生的“性价比”下降了不少。从收益看，现在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不见得比本科生好，甚至出现了倒挂。据某互联网招聘平台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4年，硕博学历应届毕业生工作offer获得率较2023年下降12.3%，而本科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则高于研究生。尤其非“双一流”高校就业“学历倒挂”的现象更为突出，非“双一流”学校硕博毕业生offer获得率，比一般高校本科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低10.7%。

所谓“联合国名媛”的走红，也可从符号学角度加以解读。所谓“意义不在场时才需要符号”，“联合国出境”构成一个强烈的符号，让“名媛”们的意义溢出到“青年领袖”“世界名人”的高度。其实，联合国本身恐怕并没有这么高的价值，“购票参观”与“出租场地”也只是现代社会的商业运营而已，“联合国名媛”的含金量正在褪色，重归于其本来的“打卡拍照”属性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这些法律法规的着眼点是科学防疫与公共卫生，说到底是为了人，与中国人“死亡禁忌”的文化心理很是契合。不过，也必须看到这一起宠物殡葬店事件背后的一个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