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的房东-租客关系颇为失衡，租客往往居于弱势地位。本案中房东一方心安理得地进行“停灵”而不事先协商，多少反映了房东的“强势心态”，以及“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可以进”的惯常思维。房东们亟须补上的一课是，租赁合同赋予了租客私权，只要租客履行了合同义务，包括房东在内的外人都无权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房屋。

从2021年开始，各地幼儿园就开始吃不饱了，先是民办幼儿园面临招生难，然后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然后一年比一年艰难，今年已是第三年。 理论上，新生儿出生数量减少的第三轮冲击波是小学招不满与关张。一般儿童六周岁上小学，2022年应为小学生在校人数的历史高点。从今年（2023）开始受到冲击，从明年（2024）开始会受到暴击（比幼儿园晚了三年）。

“教师轮岗制”被视为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弱化择校冲动的好办法。不过，这是建立在“好老师造就好学校”这个假设之上的。但造就好学校的主要是好生源，次要才是好老师。大厂的孩子把爸妈买的房子考成学区房，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最好注释。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这起悲剧之中，从校方到班主任再到肇事教师，其所暴露的问题不止是管理漏洞、交通肇事或是涉嫌过失致人死亡那么简单，还有人文关怀的缺失。他们的作为似乎是在管理学生、控制学生、规训学生，而不是服务学生、保护学生，这显然是悲剧产生的一大诱因。

淄博烧烤最近大火，原因并不在于淄博烧烤本身有多好吃，多独特，而在于政府对待经济、对待民生的态度。城管不再强行驱赶占道经营的商贩，而是帮助他们规范摆摊，降低对道路通行的影响；交警也不再毫不留情给违停车辆贴条，而是把精力更多放在疏导交通保障畅通安全；环保局没有一刀切取缔露天、居民区烧烤，而是推广环保烤炉、开辟集中烧烤区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网约车平台理应平衡考虑双方的权益、改变当下这种“乘客一投诉，司机就挨罚”的状况，比如以仲裁制度剔除主观/恶意投诉，以双向投诉/评价体系惩罚那些“恶客”，等等。毕竟，司机与乘客只是运输合同的服务者与消费者关系，并不是可以颐指气使的主奴关系。

“在国泰的飞机上，只要你不是白人，英语好都不行”的现实，显示“内化性歧视”已在国泰空乘群体深入骨髓。

格力事先没有与孟羽童就其个人形象、社媒账号等的使用进行约定。这导致孟离职之后，格力花大力气打造的IP形象流失了。作为拥有强大法务团队的上市公司，格力的这一失误可以说是非常低级的，教训深刻。

生育决策不等式是生育收益>生育成本，单看成本端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收益端与成本端对比才有意义。生育收益有金钱收益与非金钱收益。在社会化养老之下，金钱收益趋于消失，如今还有几个人考虑养儿防老？非金钱收益的有无、大小则取决于价值观。年轻人不想结婚生子，就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变了，消解了生育的非金钱收益。

两起造谣事件之所以败露，都是因为事出偶然：刘某慧虚构性侵的真相，靠的是同伙“良心发现”才大白于天下；此次武志红迅速得脱冤屈，也是因为有人恰好发现了“聊天记录系搬运”。 “性侵性骚扰取证困难”异化成借口：“因为取证困难，所以不能要求我举证”，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法治原则的侵犯，让被指控者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境地。 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执行力度，严肃追查涉事者的刑事责任，以诽谤罪起诉涉事主体，让造谣者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此才能有效抑制网络上此起彼伏的造谣诬陷之风，保护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能避免“狼来了”的悲剧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