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事与愿违的做法与看法，以为课程与考试难度越低，学生负担就越轻。 真实逻辑正好相反。在课程与考试难度降低之后，大量刷题变得有利可图，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刷题竞赛，卷得飞起；由此导致考分不再是正态分布，高分大量、高比例地集中于头部，造成考试区分度下降，真正天赋异禀的孩子也难以被识别与筛选出来。

只靠对违法行为进行罚款，难以彻底消除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安全隐患。降低交通事故率，还是要更多通过应用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来实现。

自由的市场竞争，决定了共享充电宝企业没有什么“垄断”地位，也就没有“欺客”的底气。 但不可否认，共享充电宝行业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行业自律，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提升品牌形象，行业才能维持发展，真正实现行稳致远。

针对这种利用“老人机”的犯罪，需要的是切实提出相关解决方案，而不只是让老年群体“不要点击不明链接”或是“不要轻易充值付费”。相关部门应从手机生产商与电信运营商的环节防微杜渐，排查手机生产与电信运营中的种种漏洞。比如说，立法机构应修订相关法律、明确各方的法律权责，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对电信服务商与手机生产商的监管，强化“老人机”的安全标准，堵住技术漏洞，加强安全防护，保护好老年人群体的钱包。

家委会的产生方式应当坚持“公正公平公开自愿”的原则。依据民主选举方式选出能够代表学生利益与家长意愿的家委会，而非校方或教师来“组阁”，其规模与成员分工也应有相应的章程约束。诸如本次事件中的“罚款”理应被彻底摒除在家委会的职权范围之外，其他事项也应建立书面的制度，让家委会真正成为家校沟通的桥梁。否则的话，家委会确实是一种“有不如无”的鸡肋。

有活的文化，有死的文化，两者何啻霄壤。中国人，要善于传承与创造有利于我们自身与我们文明延续的一切文化，这文化是活的，是向上的，是熵减的，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为此自豪的，而不是死去的或垂死的，是堕落向下的，是熵增的，让与我们无关的后人在博物馆凭吊观赏的。

虚构“连环奸杀案”“绑架案”，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网络谣言，而是涉及重大警情的谣言。此类恶性案件，极易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传播，而一旦大规模传播，又极易引起公众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 谣言的发布者，会因此而涨粉，得到真金白银的收益。如果不严加惩处，只会助长造谣之风。

比起商业性平台，公安机关内部人员有更便捷的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他们获取的这些个人信息也更完备。小到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家庭构成，大到学历职业、婚姻状况、财产规模乃至征信数据，拥有查询权限的公安内部人员完全可以做到“单向透明”地掌握辖区之内公民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开房记录”这种私密信息。一旦道德堤坝溃决再辅以外部利诱，内部人员就会作奸犯科。

面对野生动物侵袭人类聚居区的现象，公共政策仍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保护人类的生命权与财产权为第一出发点。就野猪泛滥的情形而言，无须申请《狩猎证》的同时，相关部门不妨在做好枪支管理与保险覆盖等制度配套的前提下，核发更多的《猎枪证》，让在地居民与商业化团队都能获得狩猎的快乐，同时又能从狩猎中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降低捕猎风险与减少捕猎成本，更好地保障人的生存权利。

防范尺度的松与紧，最终还是取决于民众对打击电诈的需要强度与为此愿意承担多大的麻烦与不便利两者之间的权衡，或者说更倾向于前者与更倾向于后者的两部分民众之间的博弈。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对电诈分子或“帮信”者的惩戒在实体与程序上有法可依；如果惩戒错了，有一个申诉与救济机制（第十四条），而不是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守法良民从此不用担心被误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