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年，鲁迅一度打算重写中国文学史，计划从上古写到唐为止，最后唐这一章的标题是《廊庙与山林》，论述的重点在唐诗。这部文学史他没有来得及动手就去世了。

1937年7月，受战事影响，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经费来源断绝，学社不得不暂时解散。1940年2月，经周诒春提名，梁思成出任西迁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至此，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虽得以继续，但内部却已开始分裂。陈从周解释说是梁思成、刘敦桢之间个人意见不合，《年谱长编》揭示，朱启钤对于梁思成、周诒春等欲使西迁的中国营造学社脱离与他的联系，吞并社产，成为独立于外的社团，深表不满。刘氏之出走，也是对梁氏欲据学社为己有感到愤慨之故。

通常所说的“叶德辉吓死王国维”，我们看梁启超的家书，知道这种说法大概源于梁。胡适晚年谈话又认为“梁启超吓死王国维”。“谁吓死谁”这种说法，确实简单粗暴了一点，王静安先生是被自己极度悲观的心理所杀，其他的都是外部刺激，只是导火索。而任公对他的碎碎念，不说更直接、更强烈，最起码也是和叶德辉之死等同并列的外在刺激。这一点，梁任公大概是不自知的。

尽管她早已敛迹匿光，化成一卷书册，但只要稍稍靠近，就会被她照亮。

1954年，51岁的小津安二郎选择成为自由人。面对“五公司协议”的行业钳制，他拒绝续签松竹专属合同，转而支持田中绢代拍摄《月升中天》。为此不惜借款八十万日元，在蓼科高原开启“饮酒更豪放、创作更自在”的晚年。“无关紧要的事从众，艺术的事遵从自己”——这一准则贯穿了他的抗争与创作。

最让人钦佩的是裘锡圭先生的著作，他议不轻发，文不过实，每篇文章都思虑周密，探讨详尽，结论可信。读了裘先生严谨深䆳的著作，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才叫学术著作！

裘先生是古文字学的领跑者，引领这一代的学人前进。我很惭愧跑得慢也跑不好，但很荣幸能够追随在先生门下。相信裘先生的精神能够引导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继续前进。人生难免代谢，但我相信精神不死。

刘知几亲自上手，对他认为前代史书文字繁缛的地方进行点窜删改。可惜受古代书籍传抄和刻印技术的限制，从宋代开始，这些用彩笔批点的文字和痕迹就看不到了。

我以为，此乃柳宗元人生中最温情、最可感的时刻，更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荡人心腑，可歌可泣。在灰暗现实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王培军文章的重点，可说是透过乡人或透过乡音体现出来的怀乡。我想，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透过物品体现出来的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