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其实在大唐没有固定的居处。”西安博物院教育专员毛静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历史上，“长安不是他（李白）的久居之地。” 谢安建功立业后的东山之隐，令李白倾倒，“明月”成为李白平生追逐的理想化身。

别看她现在成天往村子里跑，瞧着灰头土脸，但她说其实自己最爱打扮，以前做时尚旅行杂志，喜欢漂亮衣服，最初爱上壁画，也是因为壁画的美。 作为文物大省，山西要用到钱的文物非常多，村庙里的壁画，似乎还排不上号。

如果说本雅明和茨威格之死划下了昨日世界的精神界碑，加缪则将写作的起点，奠立在战争与战后的废土之上。 令人唏嘘的是，加缪这样一位一直属于进步阵营的作家，因为在某些议题上更温和，或者不追随某一原则、教条，提出了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就被斥为保守。

“如果离开了宇宙，或准确地说，离开了和谐自然和人类极致成就所带来的喜悦，我的人生将变得悲惨，活不下去。”段义孚列举了种种人类的悲苦，“但是，我却不愿久待在那些阴影里……”他相信那道光、宇宙之美，世界的美与善。 地理学就像一条道路，让他通向对自身和人类生命问题的理解。

“对于美国的科幻作品来说，很多读者都是灰头发，也就是中老年人才会读科幻作品，但是中国相反，年轻人更喜欢科幻作品。这是我的困惑，是什么让中国年轻人喜欢科幻？”罗伯特·索耶在成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看到你们把科幻变成产业，感到非常震惊”，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表示，在北美做这些事情的可能是出版商，科幻就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没有长期规划的一个事业。” “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基于创造者社区的精神，每一个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创造者。这是文化传统赋予它的东西，不是能够随便取代或复制的。”

即使香港电影光景最不好时，都有人找他拍戏。“说数量，以前少一点，但是也不少，也不少的意思就是我接不完，我还是有一些要推。但是这几年找我拍的都是大制作，差别在这里。” 为什么一直保持这么强烈的拍片动力，邱礼涛的答案常常是在片场充实，感觉在“活着”。

“梁启超和我隔了一百年，他是1873出生，我是1976年，可能会有一种潜意识的呼应。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剧烈转型、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精神世界的代表，他广泛的社会参与也提供了样本的丰富性。”

他最后一次在学生面前讲话，是2005年的上海大学毕业典礼，钱伟长送出一句座右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