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东南亚硅谷”之称的新加坡，不仅在先进制造业、电子产业和生物医药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还积极布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5G等未来新兴产业。这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和规划不谋而合。高度的产业适配，带来创新的交互与人才的流动，更带来中新的共赢。 如果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营商环境体系建设的健全，是知识城“企业友好”的两个重要例证，那么丰厚的文化底蕴、适宜的人居环境和完善的医疗教育配套则是“人才友好”的三大基础。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18日《南方周末》）

这次（招商）聚焦专精特新，目标很精准，可以看得出（武汉市委市政府）对中小型企业或“隐形冠军”的增长潜力非常看好。 在产业结构上，湖北和广东有很强的产业“互补性”。 武汉市政府提供的“中试”平台，恰恰处在汪博伦构想的“冒险”和“生产”之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18日《南方周末》）

从过去二三十年全球城市创新实践看，机场不再只是空中运输通道的停驻之地，而是承载着城市更多想象力。 对于“航空大都市”这一人类畅想，广州在20年前发现了消费；郑州在10年前发现了产业；上海在七八年前发现了总部经济。 航空大都市需要解答的命题——没有海港的内陆城市，能否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30日《南方周末》）

县域是国家经济发展中衔接上下发展的“后腰”，需要通过赋权强县来做实“后腰”的实力。县域经济如果发展不起来，如同足球队的“后腰”太软，上边承接不了，下边带动不了，球接不住也传不出。 县域的行政边界是清晰的，县域经济的边界则是视县域经济的中心能级和经济网络的发育程度而定。县域经济应是全方位开放的，自我封闭发展不了县域经济。 赋权强县的实质是政府自身的自我变革，赋权的另一面是县区必须承担相对应的责任。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一如既往地稳居冠亚之列；杭州、青岛和武汉超过深圳。在市民待遇领域，新一线城市向一线城市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无论是以就业发展机会为准绳，还是以公共服务享受为目标，这些城市都表现优秀。京沪二城甚至代表目前为止的最好答案。 杭州和武汉等代表“跨拥挤模式”。此类城市当前正处于破解“大城市病”、跨过拥挤效应的关键阶段，其经验是加大财政投资力度、运用数字化优化配置效率。 细分指标来看，济南、太原、西宁、郑州等省会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呈现“人均足、优质少”的特点，而成都、重庆则与之相反，其特征表现为“优质足、人均少”。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大理的常青秘籍。

城市经济体量与城市公共空间体验排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从城市公共空间体验排名来看， “上北深广”蝉联城市空间榜单前4名，杭州和苏州同样蝉联第5和第6名。 人口规模庞大且大多都位于南方，是消费空间体验值前十名城市的共同点。值得关注的是，武汉是其中最大的“黑马”。 除去几座头部城市外，一般城市呈现出政府与市场为文化空间相互“补台”的现象——人均藏书量侧重地方传统，影院量取决于市场环境。 在人口竞赛中，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数量和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16日《南方周末》）

城市服务如何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