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从轻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减轻制度中减轻处罚，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俗称“降档量刑”。 刑法中这条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特殊减轻条款，在现实中却因重重因素制约成为“沉睡条款”。

当高速公路项目代表的公共利益与承包人的巨额经济利益碰撞，受到多方压力的地方政府“铤而走险”，站在了“公共利益”一方。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杨尚东：原审法院认定高速公路公司构成侵权，遵循的是“侵权—赔偿”逻辑，重审改判遵循的是“侵权—公共利益抗辩”逻辑。

2010年，公安部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的工作规定，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金标准”。但受访法律人士均表示，当时文件仅作为公安部内部文件下达，普通公众难以知晓。 新版枪标的核心草拟人曾公开表示，致伤和判刑是两码事，在量刑时应该根据具体案情，适当处理，不可量刑过重。 “‘历史时期’的案件是可以通过再审改判的。”事实上，亦有部分之前生效的仿真枪案的无期判决在两高批复后改判。

从当地媒体的报道来看，2021年“18年监禁”的判决刚下来时，死者父母“甚至听到了被告听到判决后释然的笑声”，他们从2018年至今也只得到了一名被告父亲的道歉；而在此次死刑判决下达之后，六名凶嫌“才真的面露胆怯与恐慌”“与初判时的面露微笑走出法庭大相径庭”。

在一位辩护律师看来，检察院没有抗诉，如果邢文龙不上诉，也就判个死缓。他上诉后却被改判死刑，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最高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

华春莹任外交部副部长，是第三位女性副外长。 2023年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3286人。 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比去年增加51万人。 云南省审计厅原厅长刘明再被查，曾为孙小果改判打招呼。 一周时政新闻回顾（2024年5月25-31日）

因与相亲对象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坐牢3年的河北滦南人邸某，近日拿到了57万元国家赔偿。对邸某来说，冤案终于告一段落，但同时也证明，当初的有罪判决是错误的，是冤案。 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该案一审判决看，判决书所列十多项证据，除女方的说法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发生性关系是违背女方意愿的。男方辩护律师提出了多项疑点，都没有被采纳。唐山市中院的再审宣布邸某无罪，充分证明当初的判决是错误的。 事实上，女性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再以报警强奸威胁敲诈的“仙人跳”案件也不少见。日前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一个犯罪团伙就让团伙中的未成年女性以假装醉酒、无处可去等借口引诱男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再敲诈勒索。该团伙在全国各地以同样的手段作案8起，其中4起共敲诈勒索23.7万元，实际获赃款8.7万元，还有3人被错误立案后拘留、逮捕。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回到邸某案，相关部门应该追查公检法三个环节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办了错案，用纳税人的钱赔偿冤案受害人就了结，责任人却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