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诚布公”既是古代道德伦理，也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榜谕告示”在古代就代表着严肃庄重的大事，遑论现代社会。这起事件里的涉事机构，往小了说只是玩忽职守，往大了说则不无违法犯罪的嫌疑。“最忙五人组”不应只是一出外界笑谈的网络插曲，相关部门对“欺世盗名”背后的腐败绝不可以轻轻放过。

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正常的政府信息，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呢？何况，有些部门不愿意公开的信息，是法规明确规定应该主动公开的信息。藏着掖着，不想公开，更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猫腻。

广大网民在吃瓜的时候，不要看到“实名举报”几个字就激动地转发支持，还是要多听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举报，用常识去做些分析，看看举报的事情是不是合理，背后有没有猫腻。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身为检察官，也是法律从业者，自己离奇的要求没有得到司法支持，就公开举报参与案件的法官、检察官，甚至扣上“只手遮天的川渝地区反党黑恶组织”“指鹿为马的保护伞”这样的大帽子，实在是恐怖。

据2017年和2019年的两份判决书，有被告人曾以“讲课费”的名义，收取药企三千元到十五万元不等的好处费，为后者在院内、酒店或咖啡厅讲解用药知识，帮助产品推广。业内人士表示，许多药企讲课费可占销售费用的60%，一家外资药企用于上海三个大区一个季度的讲课费高达500万元。你听说过讲课费背后的猫腻吗？来说说吧。

为什么在一些省份采购价那么高？为什么其他省份的经销商不到那些高价采购的省份投标呢？会不会有隐形的地方保护，甚至是隐形的利益输送？其中有多少猫腻，值得深入调查。

如索维尔所言，人对社会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再厉害的知识分子亦然，对宇宙的了解就更有限了，即便科学昌明，科学理论之中仍然存在大量假设的成分，而且也还是在不断修正。  如果“知识分子”的理论体系没太大问题，践行起来就会比较顺畅；如果有问题，那一定会在践行中反映出来，这个时候，他若是反思，则会承认其理论体系有问题；若是视而不见，甚至“理论与事实不合时，就修改事实”，则会被大众发现猫腻。

政府采购有一条潜规则：企业可以报高价、赚大钱（买单者是纳税人而非官员），但不能让官员看起来当了冤大头。辉瑞刚研发出Paxlovid，美国政府就抢先下了大订单，价格定为530美元。美国官员怕的是，其他国家之后采购价格更低，这样显得自己砍价无能，或者采购过程存在猫腻。美国政府于是与辉瑞约定了价格保护条款，假如之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士等七个发达国家采购价格更低，辉瑞需要向美国政府退差价。美国官员可以对管钱的国会说：“我们虽然是第一个下订单的，但是没有被宰，还为纳税人争取到了最低价。”

套路不断更新换代，而某些平台又一副无为之态，个体维权成本高之又高。要想逃出套路“剧本杀”，唯有先把自己的认知水准提高，但别迷信自己的专业能力与智力，总之是别过度自信、不随便相信，查验后再相信。要是连向网友打听一下行情和猫腻都懒得去做，骗子不骗你，又骗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