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既是对重点领域的“定向降息”，也是在商业银行净息差约束下更可控的政策传导选择。 在股市持续上涨后，监管层已出手调控。从政策一致性角度看，全面降准和降息都非合适时机，而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不仅方向精准，且影响可控，是央行当下最适合的选择。 年内进一步降准降息的时机，取决于政府债供给节奏、存款重定价带来的负债成本变化，以及物价回升的真实进展。

参考答案：预计会有一次降息降准，但不会在年初或一季度较快到来。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当特朗普将“是否同意我”公开设定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标准，这场人事更迭已超越技术官僚的常规交接。 哈塞特主张为政治目标激进降息，被视为对央行独立性的直接挑战；沃什寻求在规则框架内有限宽松，充当市场的“制度保险”，但其展现出与纯粹学者不同的政治精明，通过三张牌与特朗普建立了联结。 “主教练与球员”的比喻以一种过于直白的方式，触及了市场最深的恐惧：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是否正从“依赖数据”滑向“听命于人”。 法律程序上的提名与听证尚需时日，但市场的“听证会”早已开始。这场角逐的深远之处在于，它迫使全球资本重新计算一个根本变量：为美联储的独立性定价。

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截至2025年6月末，“科技贷款”余额达44.1万亿元。这是我国首次披露全口径科技贷款规模。与绿色和普惠贷款相比，科技贷款规模最大，加权平均利率最低。 2025年以来，所有受测评银行均搭建了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并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或专职团队服务科技企业客户；已设立或计划设立AIC公司的银行从5家增至10家。 银行业科技金融“增量扩面降息”，但一些实力较弱的区域银行未将科技金融作为主攻方向。

受测评银行普惠金融持续“增量扩面降息”。但如何实现商业可持续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国有大行普惠金融业务依然稳中有进，成为主角，农行多项核心指标领先；股份制银行和一些城商行的普惠业务出现“降速”现象，这与资产质量承压有直接关系。 沪农商行险胜青农商行，蝉联农村商业银行普惠银行榜冠军，两家农商银行同时跻身普惠银行榜十强，表现优于资产规模更大的股份制银行。首次参与测评的东莞农商银行和广州农商银行表现迥异：东莞农商银行虽资产规模不及广州农商银行，但多项指标表现均好于广州农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