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框架改革等同于降息利好。 “锚”的变迁，本质是持续减少行政力量干预定价，让市场供求决定资金价格。 有序退出存贷款基准利率。2015年后，这一基准就没有调整过，实操层面已不再使用。

长期利率走势看的是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通胀3.4%的时候如果美联储顺着总统的意愿降息，市场只会得出一个结论：美联储不管通胀了。市场就会抛长债，长期利率往上走，债务压力更大。

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的提法从去年的“止跌回稳”变为今年的“着力稳定”，“这说明市场已度过较困难阶段”。 以财政定向贴息替代全面降息，首套房贴息50BP—75BP，多子女家庭、新市民额外叠加20BP—25BP，存量房贷同步贴息约50BP，减轻居民还贷压力。

白宫希望拥有一位积极降息的美联储主席。但如果提名一个毫无市场信誉的政治附庸，债券市场会立刻作出惩罚——长端利率飙升，实际借贷成本反而上升，降息的目的就被完全抵消。因此特朗普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人：愿意降息，且能被市场接受。 沃什恰好填补了这个空间。他的鹰派底色为市场提供了信心基础，而沃什近期围绕AI生产率构建的叙事，则为降息提供了一个听起来有理论支撑的逻辑框架。

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既是对重点领域的“定向降息”，也是在商业银行净息差约束下更可控的政策传导选择。 在股市持续上涨后，监管层已出手调控。从政策一致性角度看，全面降准和降息都非合适时机，而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不仅方向精准，且影响可控，是央行当下最适合的选择。 年内进一步降准降息的时机，取决于政府债供给节奏、存款重定价带来的负债成本变化，以及物价回升的真实进展。

参考答案：预计会有一次降息降准，但不会在年初或一季度较快到来。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当特朗普将“是否同意我”公开设定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标准，这场人事更迭已超越技术官僚的常规交接。 哈塞特主张为政治目标激进降息，被视为对央行独立性的直接挑战；沃什寻求在规则框架内有限宽松，充当市场的“制度保险”，但其展现出与纯粹学者不同的政治精明，通过三张牌与特朗普建立了联结。 “主教练与球员”的比喻以一种过于直白的方式，触及了市场最深的恐惧：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是否正从“依赖数据”滑向“听命于人”。 法律程序上的提名与听证尚需时日，但市场的“听证会”早已开始。这场角逐的深远之处在于，它迫使全球资本重新计算一个根本变量：为美联储的独立性定价。

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