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证据的认定标准有什么不同？性骚扰行为为什么具有特殊性，以及由此带来哪些收集证据的困难？ 吕孝权说，这是他见过对此论述最完整的一份判决。法院对性骚扰案件，特别是权力关系控制下的高校、职场性骚扰的特点做了分析，考虑了这类案件收集证据存在的困难。 在靳文静看来，如何在直接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妥当地保护受害人，同时不让无辜者被诬陷，把握好其中的度，是对法官的挑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27日《南方周末》）

技术的负面应用，本该受到技术正面应用的抑制。是邪不压正，还是道消魔长，取决于技术应用的力量对比。比如说，平台的智能化技术及时应用于甄别恶意投诉，就可以避免伤害无辜者得逞。掌握技术力量的商业机构不作为、乱作为，限制了技术的正面应用，变相鼓励了作恶者。长此以往，不仅正常的商业秩序被破坏，连基本的社会秩序、社会价值观都会受到伤害。

在见义勇为案件中，假设施害人还没有对无辜者行凶，处在拿刀走向无辜者即将行凶的阶段，想见义勇为者看见了，他怎么办？是等凶手行凶时他再见义勇为以确保自己是正当防卫，还是第一时间预判施害人的行凶意图，提前干预，拿起附近一辆共享单车砸向施害人？后者的做法可能导致施害人受伤、瘫痪甚至死亡，这种情况下还算见义勇为吗？还算正当防卫吗？

7月20日下午，警方发出最新通报表示：李某某2018年毕业于湖南衡阳某大学，于当年来南京工作，有固定收入。李某某父母和其大姐在老家务农，二姐和三姐则分别在北京和海南工作。这样一来，“饥饿论”的大梁被抽走了，偷外卖保命的“正当避险性”也就不攻自破——让一个偷外卖成瘾的人与法律责任脱钩，甚至进行某种道义升华，却无视外卖小哥会因此受罚、订外卖的人会因此挨饿等更多无辜者的困窘，这很无厘头。

一起起涉枪悲剧正改变着国家的法律。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不少国家会修改法律加强对枪支的管控。 在美国，每当面向无辜者的枪声响起，都会激发新一轮对枪支管控的呼声。不久，管控之声便归于沉寂，直到新的杀戮归来。

在本案乃至一切热点案件中，司法与舆论本非对立，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让有罪者受到惩罚，让无辜者不致蒙冤，让强梁不敢横行，让弱者获得尊严。

多名研究者称，虽然情理上，轻罪重判的对象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但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只有“无辜者”才可以得到国家赔偿。

“死刑立即执行”片面强调快，缺乏必要和充分的救济时间，存在“误杀无辜者”的巨大风险。

河北邯郸21人团伙作案，锤杀四名矿场工友骗赔185万。难以想象，多达21人对锤杀工友如何能达成默契。从招黑工，冒名顶替，踩点，屠杀，骗赔，一条龙的相互配合，这是一种怎样的魔鬼同盟？本意为了减少矿难的“死亡指标”红线，结果却导致无辜者的血把红线染得更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