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工业化社会，死亡意味着“生产流程中的中断”，需要快速处理。假期天数有限，职场期待丧亲者“尽快恢复”。“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对哀伤的想象也被重塑。就连哀伤也必须守时、有度、迅速归位，成为一种‘可管理的情绪’。”配套的哀伤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哀伤五阶段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似乎走完这五个阶段，就意味着哀伤也应该从你的生活里退场了。但研究者李昀鋆在年轻子女身上看到的哀伤，更像计算机运算中的循环（loop），会在不同情景下不断被触发、重启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想告诉她，不管她之前对丧亲、哀伤有过多少困惑、怀疑、挣扎或者不公感，都是可以理解的，她并不孤单。

我感觉到要去不断合理化（Justify），去跟别人讲清楚为什么研究丧亲或哀伤是有必要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不重要的事情，你的眼泪、脆弱和痛苦是不值得被关注的。 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对丧亲者说“节哀顺变”，而是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究竟有没有真实地去关心丧亲者，关心你面前的这个人？

他们的哀伤从未放下，更多时候只是不被看见。 当年轻子女的倾诉超过了“节哀顺变”的文化期待时，他人的疏离回应有时会让丧亲者感觉到自己不被接纳，甚至被边缘化，从而学会不再诉说哀伤。

实际上有两个问题。重男轻女是一个。如果父母不幸去世，成年人姐姐/哥哥对未成年人弟弟/妹妹的监护义务是另一个。并不是说用成年人姐姐与未成年人弟弟来制造性别上的“冲突”，第二个问题就可以转化成第一个问题。难道角色换成成年人哥哥与未成年人妹妹，问题就成了重女轻男了吗？又如果成年子女与未成年子女是同一性别呢？有人觉得电影的解决不过硬，觉得原帖的结局姐姐卖了两套房子（弟弟也是有份的）走人、弟弟被农村家庭收养更解气，真是既法盲又狼心狗肺。如果觉得这是对重男轻女的“报复”，那是灵魂的扭曲

随着疫情平稳，援鄂医疗队陆续撤离武汉，疫区居民和一线医护人员的恐惧、焦虑等急性创伤反应也基本过去，但“时间会抚平一切伤口”并不完全成立。 湖北大学心理学教授邓晓红估计，灾后的三到六个月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感染者、被隔离人员、一线工作人员、丧亲者、儿童和老人都可能是PTSD或病理性哀伤的高风险人群。心理援助工作者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尽早对这部分人群进行评估、筛查、干预和治疗。 应当组建一支训练有素、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而不是临时招募、匆忙培训、紧急上阵。不然，下次重大灾害发生后，“战时一哄而上，战后一哄而散”的现象还会重现。

希望每位逝者的名字都能够被铭记、被怀想；更希望，人们能永远避免面对硝烟后的残壁废墟、血肉尸骨、丧亲失友、家破财空。

希望每位逝者的名字都能够被铭记、被怀想；更希望，人们能永远避免面对硝烟后的残壁废墟、血肉尸骨、丧亲失友、家破财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