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日实施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使用视频图像信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不得滥用、泄露。

数字遗产并非中国的法定概念。其可分为财产性的“死者虚拟财产”和人格性的“死者个人信息”，两者适用截然不同的法律规范。 数字遗产之所以牵动人心，就在于它模糊了财产与人格、生命与记忆、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但如何在法律上回应数字遗产，国际和国内并未形成共识。

从为追星购买艺人的个人信息，到为牟利而贩卖艺人的个人信息，吴某的行为侵犯了艺人的个人隐私权，受到法律严惩是罪有应得。但更应该受到关注的，是吴某的上家罗某、易某的身份，以及他们是如何获得艺人的行程信息的。

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应该明确公布，是哪条法律、行政法规授权其大规模采集公民DNA信息。如果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那就是违法行为。 DNA信息当然属于非常重要的生物识别信息，也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公权力在处理如此敏感的个人信息时理应谨慎以对，依法行政。

近年来曝光的这些警务人员知法犯法案件，无不是在违法犯罪行为已经进行，甚至已经产生实际危害之后，才被当事人或是上级主管部门发现而东窗事发的。外界一方面会担忧“还有多少未爆弹”，另一方面也会质疑，相应的内部操作流程是否已经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制敌于未发”。

除江浙沪外，多数省份仅能查询本地户籍信息。一位上海律师到派出所户籍室调取公民户籍信息，以每条30-40元的价格出售。 涉案律师辩称，其行为是行业互助。“立案必须要这些，很多法院又不帮你查，那你只能去买信息了。”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律师，大都与法律咨询公司有合作关系。“案源缺少时，就在网上接点私单解决生存问题。”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生物识别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规定“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实际上确立了“最小必要”的原则。而此次出台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则着力于解决这一技术滥用、泄露隐私与安全风险的问题。在立法与执法上有效落实，或可更好地保护大家的“这张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