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9月至2021年底，超过500万人次大病患者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超过20亿人次通过大病求助平台捐赠资金，筹款规模超过800亿元。 2019年朝阳区法院的一个判例中，判决书提到：“目前仅有部门规章规定个人求助行为不属于慈善募捐、慈善公开募捐信息，对于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中网络平台与赠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尚无明确规定。” 何国科认为，个人求助内容主要有三个调整：首先更强调“个人因疾病”的原因；此外，“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确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最后是平台应当承担“信息审查义务”修改为“信息查验义务”。

已经发生在网购、社交、出行等领域的案例一再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思考：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公共影响的平台企业，理应为市场提供相应的公共治理方案，承担平台责任。个人大病求助网络服务平台也不会例外。

11月6日，全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引发的纠纷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筹款发起人莫先生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构成违约，一审判令莫先生全额返还筹款15313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日前，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三家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联合发布了自律倡议书和自律公约，《让爱心不被“收割”》（2018年10月25日《南方周末》）这篇方舟评论也提到平台的审核与公示很重要。但如果期待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平台通过加强审核的方式来杜绝骗捐，恐怕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这种期待本身会成为爱心平台的催死符。

日前，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三家个人大病求助网联网服务平台，联合发布自律倡议书和自律公约，核心内容包括：求助发起人须按规定提交相应材料，经平台审核通过后，项目方可上线和生成筹款链接；推动建立统一的“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公示系统，确保求助人和赠与人之间的信息对称；平台对涉及编造或夸大求助信息、隐瞒个人财产信息、病历造假、医疗款挪作他用等行为的恶意筹款人，以黑名单形式进行公示…… 这些举措是非常必要的，若能一一落地，既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减轻民瘼，也能爱心不唐捐，颗颗结出善果，还能提升平台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