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在现实运行中的“副作用”，需要在考试改革中加以应对和尝试解决。在技术变革迅猛，教育功能从筛选式教育不断向潜能发展式教育迈进，教育结构不断从独木桥向立交桥转化的大背景下，中考改革应重新设定目标与路径。

“浙江长跑满分的标准比其他很多省份都要高一点，一个原因是浙江的田径项目水平比较高。” “足球的满分率很高，这导致应试一点的学校就全员选足球。” 为备战中考体育，有的孩子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就被家长带来报课，要去练习1000米跑。

自2016年新一轮中考改革启动后，多地一度增加计分科目。 随着2023年北京取消“小四门”计分起，西安、长沙、吉安、绵阳等数十个城市又陆续转向。

减少中考计分科目，是为了回归素质教育的说法，是矛盾的，如果不作为中考计分科目，就会更重视素质教育，那么，为何不把物理，甚至外语、数学也不纳入中考计分科目呢？

人口市民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大势所趋的政策取向，符合公共利益。应探索更多的改革举措，如放宽社保、积分等入学门槛，从就地中考逐步扩大到就地高考，以此应对公立教育供需结构变化，让公共资源向全体人民开放，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由于中考考试题目相对简单，加上普高录取率不断提高，各地的普高线都“大涨”。这让家长与学生都更焦虑：一道题出错，就可能与理想的高中学校失之交臂，为此，也就不得不“刷题”。成绩落后的学生认为“刷题可以提高分数”，成绩好的学生，则希望通过刷题“不丢任何分数”。

海淀区初三家长李艺发现某校的校门口有老师在“筛”成绩单。高分的家长由老师伸手请入校，还有专门的引导。但仅仅差了一分的家长，就只能在校门口晒着大太阳干等。“无论家长是董事长还是什么‘长’，那一刻都是平等的，能区分他们等级和待遇的，只有孩子分数。” 一半左右的考生成绩都集中于高分段，一些细分分数段甚至出现了“一分一操场”的情况。比如，西城区有3256人集中在465-485分数段，每个分数的同分人数都超过100人。这些考生，都要去争夺数量有限的优质高中实验班席位。

“考什么才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不考就不教不学，或者少教少学，让中考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