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吴宓后来曾对林文铮、袁昌修习藏密以及为人处世表达过失望不满，但共同的佛教兴趣仍然是他们维系友情的重要纽带。

在儒家的“爱有差等”理念中，对家人都亲情淡薄的人，也不可能对朋友义薄云天，对“自己人”都横眉冷对、漠然置之的人，对外人也不可能有什么情真意切。如果有人对家人薄情寡义，对朋友却重情重义，那么对朋友的情义大概率是假的。如果有人对“自己人”都不好，那么对“外人”的种种优渥和礼遇必然是一种虚伪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4日《南方周末》）

曾国藩是晚清至关重要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李鸿章），堪称革新和守旧的典型。从清末开始，曾国藩生前最看重的名声已经“毁誉参半”。从民国章太炎所称 的“民贼”，到解放后范文澜所说的“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曾国藩顶着这些帽子进入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史学家在“曾国藩是刽子手还是近代化先驱”这个命题上，耗费了不少心思。 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30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 《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从曾国藩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上，人们汲取了诸多政治智慧、实干精神、为人处世之道。喧闹中，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沉潜学人的声音，他们沿着曾国藩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和诗文，深入到百余年前中国士大夫身处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真面目给出独立的判断。

有时候，红颜或者蓝颜知己，比伴侣、情人更重要。那么拿捏为人处世的分寸，培养相互尊重与体谅的道德观念，就非常必要。

在青年男女中拥有众多读者的台湾散文家三毛是老盖仙的徒弟，而且见诸报端，有文为证。另外两年前在大陆走红、在华人圈中以描写吃喝著称的唐鲁孙先生是老盖仙晚年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