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的这本书让我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原本应该给人带来解放的理性的启蒙，结果竟然导致个体陷于越来越多的控制，而且让人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感觉——为何会这样？

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人都很难面对自己。男人喜欢扮演英雄、爱吹牛。女人呢？虽然近几十年来她们解放了，但还会有人告诉我：男生对她们是最重要的。如果在婚姻或伙伴关系上失败了，她们仍然会主张：遇到下一个男人，一切都会好转。真的吗？

当青青看到，5年生存率为1/1800时，她很难过，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母亲这个情况。“AI告诉我，你可以向母亲撒一个善意的谎。” “我以前老是觉得，只要一个人努力，什么都能做成，但我现在不这样想。我们还是受到宇宙很大的限制。”沈阳补充道，“AI会让人类得到很大的解放，但它也在天命之下。”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近日，“奥运冠军杨威让双胞胎女儿在家上学”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有不少网友表示“在家上学解放了孩子”，也有网友质疑此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 “在家上学”能否完整取代学校教育？从杨威的案例来看，他给子女安排的“在家上学”也并非“只有父母来教”，而是另外请了家庭教师，自行编制课表，犹如在家设立的私塾。 不过“在家上学”，可能意味着孩子失去了大量与同龄人接触的机会，不利于孩子从小培养沟通协作能力与社交能力。同时，“在家上学”也难以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毕竟不是每位家长都掌握范围广泛的分科知识，或者有财力为每一科都聘请一名专职家庭教师。以杨威的案例只是个例，不足以推广到万千家长身上。 而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调查研究报告》，彼时的中国已有6000人在家上学，相较于2013年的每年增长速度是30%。也是在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义务教育。 不过杨威的案例也显示，针对那些有条件、有意愿也有能力的家长，“在家上学”确实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不失为对义务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在家上学”肯定无法取代义务教育体系，但其合理合法的存在也应予以正视。

​为失能老人助餐的喂饭机器人，正常人按照规范使用，机器确实可以解放双手，但面对失能卧床、无法调整脖子角度的老人，机器则难以识别用户，“找不着嘴”的情况时有发生。 试用智能便携式洗浴机结束，程传涛让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用眨眼次数来表达感受，满分是五星，老人眨了四下眼睛，剩下的一星去哪了？程传涛自问自答——大概是不如淋浴舒服。 “智能养老的尽头，不是让机器取代人，也不是把养老完全交给机器人。安宁疗护这类不可替代的人文关怀服务，依然需要人的参与。”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纵观“科技向善”“科技以人为本”“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这些著名概念，核心要义都是“技术不得作恶”：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虽已盗取了火种，但仍在呼吁一种能够通过自愿节制而使其权力不会导致人类灾难的技术伦理。

2023年11月4日中午13:30，诗人、散文家、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涛，因突发心梗在乌鲁木齐去世，享年77岁。 “太突然，都让人反应不过来。我前年夏天去新疆，在他家中聊天，还说到时候要给他祝80大寿呢。”文学评论家殷实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消息传来，有读者留言“20年前，在部队服役，经常在军报拜读大作。”还有人提到周涛的代表作《神山》，寄托对这位“著名军旅诗人”离去的哀思。 周涛被称做“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1980年代中期，他转向散文创作，雄浑苍凉的文字中不失细腻敏锐的灵性和智者的幽默。曾获全国新诗（诗集）奖和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但他却称“知我者往往是与这个文坛有一定距离的人”。 十三四岁，周涛已立下志向，不做庸碌之人。明了从政无望，便“死下一条心来搞文学”。“既然诗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就要摘下来才是。”他认为自己在散文上的成就不是写得多好，而是最先提出“解放散文”。外人道他“狂”，他自言：“不是我狂，是我要反抗。” 在殷实看来，周涛的文学价值至今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周涛的’自我意识’是中国作家中少见的，所以文字非常抓人。他不是靠知识或者是文学技巧吸引人，纯粹是率真可爱的个性在散发魅力，实际上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人‘”。

“我们为什么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类，同时又那么强烈地且无法剥夺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最近三年罗新想得最多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解放奴隶的修正案中有重新奴役他们的条款。” “犯人越来越多，并不只是因为犯罪案件激增，而是因为犯人的服刑期延长。当局还通过了起诉未成年人的法律，用源源不断的资源来 ‘生产囚犯’。”